戰爭與和平

西方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戰爭的目的必須是為了和平」，但在現實生活中，戰爭一開始，地獄便打開了。

戰爭從來不是溫和有禮的，所以勝利者開始包裝起戰爭，只讓我們看見將帥推演兵法的料事如神，看英勇的男兒們奮勇殺敵為國捐軀，近代傳播與影像技術的提升，更是將武器化為科技的傑作；我們不再看見炸烈的人體、聽見心驚的哭號、不再看見喪失摯愛的傷痛……。戰爭悻存者與難民們的災難，完美的從我們的目光中被抹去了。

伊拉克的關鍵字

說到伊拉克，你會想到什麼？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或許會是「戰爭」這個關鍵字，而這次的講者：Zainab Salbi ，便是生在這樣屬於戰爭的國度。她是戰爭的悻存者，她目睹了炮火的刺眼、噴濺的血色，伴隨著呼嘯的流彈與戰機，成為她年幼記憶的全部。

在離開了伊拉克後，Zainab Salbi成立了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幫助所有像她一樣被戰爭後的女性悻存者。痛失孩子的母親、失去家人的女孩、永遠找不回愛人的少女，對她們而言痛苦是什麼樣子？

「那種害怕失去自我的恐懼，是由裡而外的死亡，只要一聽到軍人行軍與槍聲，我一天彷彿死了十次，人應該只會死亡一次而已吧？ 而我每天都經歷著這樣的死亡。」Zainab 轉述著在組織中女人的描述，那是種我們都無法想像的痛苦，而這樣的人們，卻在戰爭遊戲的包裝下被漠視。

80%的戰爭難民是女人和小孩，我們卻只歌頌英雄

我們總歌頌勝仗與無畏殺敵的男子漢，卻忘了，因戰爭所造成的難民，絕大多數是女性與小孩。剛果的女性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被圈養和強暴、越戰後眾多的母親抱著因為落葉劑而畸形的嬰孩痛哭、南蘇丹內戰時期女性強迫成為軍隊的性奴隸、南京大屠殺中殺害婦幼取樂的百人斬大賽、美國拓荒時代藉由襲擊只有婦幼的村落以滅絕當地原住民……

但我們還是看好萊塢西部拓荒和越戰英雄片取樂、不在乎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並將剛果和蘇丹遺忘在世界之角。

戰爭的記錄中，為何沒有母親的聲音

「每次的空襲，我的媽媽會為了我和我哥哥表演木偶秀，讓我們不會害怕；一個塞拉耶佛的女鋼琴老師 Fareeda 繼續讓音樂在學校中迴響；還有巴勒斯坦女人Nehia 只要一停火就會開始烤麵包分配給飢餓的鄰居；Violet 她不管自己才剛從教堂的集體大屠殺中生存下來，便開始埋葬屍體、整理家園努力的活下去。」

Zainab 向我們講述著他在 Women for Women 中那些不可思議女人們的故事，雖然這些故事從來不曾被重視。「在戰爭期間為前線工作、痛失丈夫與兒子、設法努力活下來的，都是女人。我們卻沒辦法在談判桌上有一席之地。」

忽略受害者的協議與停戰，不可能帶來真正的和平，因為那直接忽略了來自女性的傷痛與來自母性的愛。

別小看女性將創造的和平

「從來就不存在好的戰爭，也不存在壞的和平」女人對戰爭的貢獻，從來不是殺人與轟炸，而是讓所有人活下去，生死面前，這些女性值得與英雄們平起平坐！Zainab 相信真正的和平，絕對不能少了女人：

「因為女人不只最了解戰爭、更知道怎麼活！」Zainab驕傲的說著。

撰稿：張昱傑

TED紅點上的舞蹈

鄧肯脫了舞鞋，開響了現代舞的第一槍，而後現代的舞蹈則像是站在這個立基點上，擴大了包覆的範圍，加入戲劇表演、加入生命經驗。

在後現代舞的想法裡，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舞者，舞動是一種本能，於是，音樂或技術這些限制條件的影響力變小，更多表演形式有機會與現代舞蹈混合，同時人與議題更成為舞蹈的題材，於是比爾˙堤˙瓊斯（Bill T. Jones 1951-）在Ted的紅點上跳起舞來。

舞者Bill T、歌手Somi和大提琴家Josh，在幾則小小的故事裡共同組成了一首詩。

古典芭蕾一點也不美

「我全面研究過各時代幾個藝術大師筆下的人物形象，我從未發現有什麼人是墊著腳尖走路的，或者把自己的腿抬得和自己的頭一般高。」
—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1877-1972）

第一支舞Bill.T、Somi和Josh稱呼他為〈Blue curtain and red circle〉開頭便向鄧肯的故事進行致敬。

芭蕾舞教室語出驚人的女孩，否定了芭蕾舞的表演，她說：「那是一種違反了人類自然天性的舞蹈。」於是率性的脫下了芭蕾舞鞋露出雙腳，並穿起了寬鬆的圖尼克長衫散著頭髮，仿效希臘神像裡的女神，學著海面起伏的波浪跳舞動，順著心的感受與音樂的方向跳起舞來。

2015年，在Ted的舞台上，充滿目光的的紅點中，相似於鄧肯站在那襲即將成名的藍色簾子前等著音樂，一個非舞蹈表演的場地，Bill.T在提琴樂聲中隨著音樂起舞，年紀稍長但充滿自信的身軀，一段鄧肯在舞蹈表演中習得突破的表現，留有著古典芭蕾裡圓的姿態，身體的旋轉、腳與手臂的伸展，試題圈起天空，而動力的來源是一雙沒有舞鞋的腳，用力地踏著，踏出Bill.T給鄧肯的鞠躬。

這裡是溫哥華，2015年的一個早晨

但此刻，Bill.T、Somi和Josh所在的地方是2015年的溫哥華的一個早晨，不該只是讓時間停留在20世紀初。大提琴的音色改變了，從原先優雅的細長變得厚實而緩慢，Bill.T享受著音樂扭動身軀，腳步靈活輕快，雙手除了環抱有了更多的表現，包括手指；方才默不作聲的Somi以單純的人聲唱和，沒有歌詞只有旋律。


就在人聲稍止，Bill.T改變了節奏，琴聲變成有節奏短促的敲擊，人聲的唱和變成短塞的氣音，舞者身體運動的方式開始從更深的地方冒出來，扭動的幅度越來越大，每一個踩踏越來越深，像是戰士即將出征、像是在邀請又像是挑釁，身體的姿態從一開始的自律節制變滿是自信。這是Bill.T也是Josh和Somi。

生活的根與藝術的花朵

在表演的最後，Bill.T的身體越來越傾向土地，直到他很享受的在歌聲與琴聲的拉扯中，安穩地躺下，雙手交疊於胸。一個不滿七分鐘的表演，走過了舞蹈表演史的時光隧道，表演的身體、表演的元素變得多樣而且多元，題材也都變得更加多樣化。芭蕾故事中的王子、公主與精靈連同舞鞋一併被脫掉了，題材開始花更多的力氣探討「人」。不管是內在想法上的探討還是生命經驗的思考，進而向種族、疾病或是身份認同發出戰帖。

比爾提瓊斯 ∕ 阿尼贊舞團（Bill.T.Jones∕Arnie Zane Dance Company）便在這多元而奇異的世代裡，開出自己的一遍花。

你、我和他，都是一件美好的藝術品

「我是混種的黑人、同性戀、愛滋病倖存者，這全部才是我，抽出其中一項就不是我。」
—比爾˙提˙瓊斯（Bill T Jones 1951-）

比爾˙提˙瓊斯（Bill T Jones 1951-）與亞尼˙讓（Arnie Zane 1947-1988）1982年于紐約哈林區成立比爾提瓊斯與亞尼贊舞團成立。一對同性戀伴侶、愛滋病患者、白人黑人，詩歌與攝影，身份的複雜讓他們的舞蹈表演踩上一條獨特的路徑，題材上有愛滋病的探討、同性戀身份的思考、或是關於種族關係；舞者上大膽起用體型粗獷或是比例不唯美的表演者。偶爾演詩或與多媒體裝置藝術做結合。

不論是題材的挑選、舞者的選用或是形式的變換，除了嘗試各種媒材組合的可能，也試圖肯定舞蹈表演的多元，與每一個人，都是一位天生的舞者。同時，也向是在對鄧肯喊出的「生活是根，藝術是花朵」的思考鞠躬。是的，人與生活向來都是藝術最美好的養份。

撰稿：Ember

在TEDxTaipeiWomen的舞台上，精靈們旋轉、跳躍，響亮的步伐踏出熱情的佛朗明哥，精靈不再天真，那強悍而自信的幻舞，撼動ATT ShowBox的次元，躍動的時刻，就是現在。

破除框架，優雅前行

郎祖筠以一段精彩的單口相聲開場，雖然已經是位傑出的劇場演員，但她在開始學習相聲時，才訝異的發現：相聲界竟然沒有女性能夠講的段子。今天的表演，就是她為了打破這樣現象的有感而發。

面對現今社會中，對於女性的、年齡的歧視，郎祖筠如是說：「就因為是姐，所以姐有的智慧、姐有的眼光、姐累積的經驗、姐的風韻、姐的能力，姐的成就是你怎麼也趕不上的！」

而對呂欣潔來說，她要打破的是傳統上對性傾向的狹隘偏見。為同志運動奮鬥的她，也曾因為社會對同志投注的不公平眼光感到憤怒和不解，但她也慢慢了解到，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試著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事情。

「人和人之間的差異，其實是全面性的，但我們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場，覺得別人要跟自己一樣。但是，其實差異才是常態。」

「在社會運動打滾的數十年當中，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其實不盲目，只是我們太常專注在自己的生活，忘了換個方向，看看別人看的角度。」

提升自我，勇氣牽引

鄒開蓮身為Yahoo亞太區總經理，有著豐富的工作經驗。對她來說，該如何在各種困難的選項中做出決定，又該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呢？她從自己四次的工作經驗中吸取教訓，做了總結：

「有時候，努力地要像別人，反而失去了我自己。最能激勵你的熱情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

「在好的、你所愛的當中，自由選擇；你也可以自由想像，並且勇敢去作。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反映我們面對外在挑戰時回應的態度。」

你甚至不用懷疑自己工作的頭銜不夠響亮、或是能力不夠。「一步一腳印」主持人詹怡宜要說：「只要有歐巴桑精神，就能救台灣」

「不用一直告訴自己，要改造社會、揭發不公不義這些「大事」，「小的影響力就夠了。」

「我們太常陷在自己的專業中，深陷其中，忘了本質。所以當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同時，也要一直去想，我們為什麼會想做這件事情。」

我們的選擇，不一樣的可能

除去框架的限制，提升自我的勇氣後，我們就會看到更多不一樣的選擇、更多不一樣的可能。

洪蘭教授展示著如銀河般繽紛的大腦圖像：女人的腦是個多麼不一樣的小宇宙啊！而這樣的不同，更讓女人們認識了不一樣的世界：它使胡湘玲看見了德國老房子中的新意、讓江秀真從登山中領悟到從巔峰下山才是最困難的事、更叫曾淑勤聽出了魯冰花中的音樂力量。

「當事情是有解的，我們就該去努力」胡湘玲在能源議題上，持續努力的身影，當我們看見因為女人的不同所受到的迫害時，我們明明也知道這樣的傷害有解的，我們能像她一樣為其奮鬥嗎？

女性的自由與自我被社會束縳與限制得太久了，使得世上有多少的女性淹沒在時代洪流中不曾有機會表現自己？但是我們如何選擇，如何去面對自己選擇可能帶來的困境？ 「人生沒有完美的解答，我們得同時面對選擇帶來的好與不好。」丁菱娟如此說，在他面對著自己選擇創業後的絕境時。

我是鏗鏘玫瑰、斷壁懸崖上的野百合

郎祖筠的相聲橋段還縈繞心頭，但在心頭縈繞的不只有幽默，更有著身為女人的驕傲。「現場的女人們，你們下輩子還願意做女人嗎？」全場的女性們自信的，和郎姐一起大聲喊出：女人萬萬歲！

面對世界，一定有挑戰、一定有阻礙，但是請你釋放心中無畏的自己。精靈幻舞繼續的舞著，但同時有歌聲響起了，那聲音來自妳，來自女人的心：

「我是女生，我是鏗鏘玫瑰，我是斷壁懸崖上的野百合，獨立、堅強、很悍、很美！強大的我，向妳、向世界說：我來了！」

撰稿：Ivan、張昱傑、郭慧

Ray Kurzweil，你或許不認識他，但你肯定用過Google翻譯中的語音功能，他便是語音辨識這項技術的先驅，另外他還是有名的奇點大學（Singularity University）創辦人之一。

這次的Talk中，他以未來學家的身分探討人類可能的新文明，試著想像，如果我們的大腦能夠與電腦融為一體，會發生什麼事？我們能夠接收、處理更多資訊，人類的文明可能可以到達另一個境界。

進化的關鍵：大腦皮質

大約在兩億年前，恐龍還是陸地生物霸主，哺乳動物雖然並不多，但已經有所謂新皮質（neocortex）的構造，我們腦中的皺褶便是由皮質所組成。它讓我們得以思考，或者改變行為，例如老鼠逃避貓的繞道而行。由於具有改變行為的能力，使6500萬年前，面臨劇變的環境時，哺乳動物生存下來的重要關鍵。

現在，新皮質占了人類大腦體積將近80%，我們創作歌曲、開發新科技都是倚賴這層皮質，例如，顳葉處理著聽覺，枕葉則處理著視覺，再往上層結構，額葉，我們已經可以學習語言、擁有情緒。

回到科技的發展，根據Ray Kurzweil所預測，5到10年後，當你使用搜尋引擎，已經不再是單純搜索詞彙與相關字的組合了，而是它將開始理解訊息，搜尋整個互聯網以及浩瀚書籍，舉例來說：未來你的Google助理也許當你在散步時，會告訴你：「嘿！你上個月服用的藥品，無法改善睡眠中止，就在一分鐘前，已經有一項新的研究成果發表了，讓我來向你報告。」

是機器？還是人類？

IBM在2011曾派出華生（Watson）與人類一起參與智力競賽，他是一個電腦機器人，磁碟內擁有維基百科全文，比賽時甚至沒有連接到網路便贏得了冠軍。華生扮演的角色相當於大腦皮質。

科技微型化的趨勢，讓我們在20年後將會有奈米機器人，屆時奈米機器人將擁有更勝華生人工智慧的頭腦，而且它將經由血液進入我們的大腦皮質，這便是Kurzweil所說的頭腦晉級。你除了擁有自己的大腦皮質，還可以整合電腦的資源與功能。

他大膽預測，2035年時，你便可以從大腦中直接連結所有複雜資訊，Ray Kurzweil則觀察，這將能夠結合非生物與生物的優勢。他在過去即表示科技帶來的回報是指數級成長，而非線性。而我們也不再需要受限頭顱空間，便可擴張新皮層。

200萬年前，我們因為發展出額葉皮層，而從猿人進化至人類，現在有機會再向前跨越一大步，但我們跟的上科技的急速發展嗎？

撰稿：林志洋

誰說藝術家不能懂科學

歐洲文藝復興(Rinascimento)重返對「人的世界」的探索，透過數學比例的思考、對於真實花朵鳥獸的觀察，更甚是對於人體結構等生物學的認識與斬獲，開啟了藝術更加真實的轉譯。

在那個年代，藝術家很可能同時是建築師是數學家、是生物學家、是科學家，或是自然的觀察者，是一種集多重專業於一身且從事藝術產業的工作者。

像是巧合一般，跨時空與海洋，台灣知名的創意設計師包益民，說了一段相似的未來。

好設計為什麼不能活下來

2012年，包益民被國際廣告《Archive》雜誌選為全球第七名的藝術總監，他幫許多知名的品牌做過設計，回台灣成立自己的設計公司，辦雜誌開店面，賣自己品牌的商品。但有一天，包益民站在公司的巷口，很疑惑的思索，自己所做生產出的這些設計到底能做些什麼？

那個讓包益民停下腳步的巷口，曾有間味道不錯的咖啡店，有一個簡潔且具設計感的好招牌，但這些應該會成功存活的元素，卻讓他在堅持一段時間後選擇歇業。

為什麼？包益民與他工作室裡的設計師們，對於這件事感到大為不解。

原來就是因為我們只做好設計

地點不對？咖啡市場飽和？還是價錢不好？營業時間不對？服務不好？還是咖啡廳本身有資金週轉的問題？或是室內裝潢和設計的Logo不好？

最後，包益民卻發現一條可怕的線索，原來他們不斷在做的Logo設計，並沒有辦法影響一間咖啡廳的生存，他們只是為它裝上了一塊好看招牌，多吸引了幾秒鐘的好奇或是目光，但並沒有讓這些好奇，或是好看的感受，進一步地成為咖啡廳營收的根源，於是只能任憑它關門歇業。

原來從設計學校裡，他們只學會了「設計」這種語言的各種文法與觀念，但卻沒有辦法用這些習得的語言技法，編成一本可以影響許多人的小說。而只停留在最基本的最瑣碎的使用裡。做的只是一些與其他企業運作毫無關係的小事，像是蛋糕上裝飾用的糖霜，去掉了不影響蛋糕本身的味道，沒有影響力，也不會被尊重。

除了做好設計，我們還該做好什麼

如果設計是一種語言，像英文、法文或中文一樣，透過某些課程的安排，你會在最短的路徑裡學會這項「技能」，但他就只是一件技能而已，偶爾你可以用它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或是爭得一個工作，但你還不足以影響他人，也不夠讓你贏得尊重。

於是包益民提出了一個觀點，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讓技能變成影響世界的動能，那就是「跨領域」。

就像蘋果電腦當年的成功與iphone世代的再掀高潮，並不單單只是因為他設計了一台漂亮簡約的電腦，或是設計感十足的手機，更多的是因為產品本身對於使用者的思考。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便利性」是他的核心價值。

他們所做的事情其實是不斷的在簡化消費者使用時所面臨的問題。而發現這種改換立場的學習，依賴的不是天份，而是對於不同專業的認識，才會擴展出來的。

成為一個好設計師之前要先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或許包氏國際並不打算在台灣掀起另一場文藝復興，也沒有堅持要追上近乎全能的達文西，但包益民所追求的，是一個人，一個對於人類生活有敏感度的人，而且會做設計。

設計的最終，還是要給人用的，當一個設計師能夠看著需要做設計，他所做出來的成果，便將不再只是一個「好產品」，而是一本學會設計這種語言後，只有設計師才能寫得出來的「好小說」。

撰稿：Ember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會碰上這類情境：同事們、同學在聊天過程中，彷彿都在暗示著自己有多麼優秀，看似分享彼此生活經驗，實則互相較勁；或是你是否覺得生活糟透了，身旁的人都與你格格不入？這些都被南加大教授David Logan歸納在他所謂的「部落生態」當中。

但何謂部落？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形容：「社群」，可以是現今主流的網路社群或大眾群體，這範圍比團體大一點，可以20人也可以150人等，我們所有人都處在不同部落中的不同階段。而我們身處的部落在什麼階段，決定了我們怎樣過生活。

如何將部落推進下一階段，而非弭平底層的人。

部落社群的五個階段

階段一，一群人的目的僅在於滿足基本生存，通常是幫派、囚犯的文化。

階段二則與階段一很相似，同樣都是認為自己生活糟透的人，若利用成功學大師柯維（Stephen Covey）的思考比喻，第一階段的想法是：我生活糟透了，我也要把你拖下水！而第二階段，可能只有對自己的生活悲觀，無暇管其他人。

階段三，是我們大多數人最接近的，這樣的特徵有：「我很優秀，你們還差得遠」、「要想個辦法跟你競爭，一定要分出高下才行。」試著想想身邊的同事不斷用這種方式說話跟你溝通，Logan以三個互相比較的醫生作為例子：

醫生們走進一部電梯裡，第一個醫生先說：「你看過我最近那篇文章嗎？登在醫學期刊上那篇？」第二位醫生則說：「沒看過，不過那很棒，恭喜！」隨即帶著詭異的笑容說：「當你在做研究的時候，我多做了手術，數量超過我們部門其他所有的人。」然後第三個醫生則說：「當你在做你的研究時，我們也遲早會訓練機器人等，也許以後完全不用動手術，我在執行未來的住宅計劃，那才是醫學的真正未來！」電梯門開後便作鳥獸散。

許多人到達第三階段後便停下腳步，而我們該如何進展到第四，甚至第五階段？就像很多公司需要創新一般，需要幾個人聚在一起，找到可以結合他們的一些東西，這比上述個人的能力還棒，從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團體，變成一個能察覺自身存在的部落，這便是「階段四」部落的特徵：互相認同價值而結合，然後開始發展出來一些真正有意義的成果。

這甚至還沒到第五階段，第五階段人究竟有什麼特質？他們通常是改變世界的人，但不需要就一開始就立下多遠大的目標，而是從小事開始慢慢累積的。

Logan以民調公司Gallup為例，他們為了做出一份世界民調，必須克服不同語言、如何給無法接觸科技的人，如何將問卷送到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區。他們有了改變世界的想法，最後克服萬難成功，公佈了第一次世界民調。

我們如何有所進展？

分類也許並不困難，重點則在於我們該如何從階段一到階段二？或者階段三到階段四？舊金山前市長Frank Jordan從前也是那個最底層的小孩，有一天他走進了兒童活動中心，他覺得自己糟透了，如果他能像那邊的人一樣學過拳擊，也許生活會好一點，但他並沒有因為壓力而離開，「他多待了一下。」是的，僅僅這樣的舉動改變了他，與下一階段的部落多加接觸，這便是進展！

我們生活圍繞著五種文化階段，你的部落願意改變世界嗎？或者你願意擴展自己，試著連接其他社群、部落嗎？試著了解周圍，當出發點正向，就能有些改變！

撰稿：林志洋

肢體語言：不只是讀心術而已！

為了更了解別人在想些什麼，人類做了各式各樣的努力：星座、血型、心理測驗、人格分析……。除此之外，我們也試圖從肢體語言解碼別人的內心世界。也因此，網路上常常流傳著「從幾個小動作，看出別人對你的印象！」、「有這些動作，代表對方可能在想……」等文章。

然而，肢體語言教會我們的，不只是「讀心術」而已。事實上，肢體語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既深且廣，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舉例而言，心理學家Alex Todorov 的研究顯示：「我們在一秒內對政治人物臉部的喜好判斷，對美國參議院和美國州長的選舉結果有 70% 的預測力！」

在虛擬世界中，肢體語言同樣重要！

除了真實世界中的肢體語言事關重大，虛擬世界中的肢體語言也同樣重要。「在線上協商時，妥善運用表情符號，可以讓你在協商中獲得較多價值。」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Amy Cuddy說道。這也就是說「GG」、「拍拍」、「敲」、「抖腳」等網路上的「肢體語言」，其實就跟語言一樣，也會影響溝通的結果。

肢體語言的影響，還不只如此。除了影響他人的觀感、溝通的結果之外，其實，我們的肢體語言也會反過來影響自己。

讓我們一起「弄假成真」！

舉例來說，「我們開心的時候會微笑。但同樣地，當我們被迫在口中咬住一隻筆 呈現微笑的表情時，我們也會感到開心。代表這是互為因果，互相影響的。」Amy Cuddy說道。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應證外，Amy Cuddy也為此做了一個小實驗。

她把受測者帶進實驗室。先讓他們朝試管裡吐口口水，再讓這些人擺出有力量的姿態或無力的姿態兩分鐘。之後，受測者可以選擇是否參與博奕，接著再取一次唾液樣本。

這個實驗以唾液中的睪固酮和腎上腺皮質醇來分析人們的心理狀態。睪固酮是支配性荷爾蒙；腎上腺皮質醇則是壓力荷爾蒙。而通常強勢，高效能的領袖人物會有高睪固酮和低腎上腺皮質醇。顯示出充滿力量、肯定果斷，而擅於處理壓力。而博奕則是用來測試風險承擔能力。

而實驗結果發現，擺出「有力姿勢」的人，有 86% 會選擇博弈、睪固酮上升了20%，腎上腺皮質醇則下降 25%；擺低權勢姿態的人則只有60%會賭、睪固酮下降 10%，腎上腺皮質醇卻上升了 15%。

這也就是說，「感覺」是可以「弄假成真」的。我們可以「假裝自己很有力量，然後真的覺得自己力量強大。」而這個過程，只需要二分鐘。

面試前，別忘了「假戲真做」！

這個實驗，不是教你詐。而是當我們因為一次會議、一場面試而感到緊張、自卑時，不妨給自己一個「假戲真作」的機會。讓肢體語言改變人們的心理感受。

想要成為更好的人嗎？記住：先假裝，然後終將成真。　

撰稿：郭慧

人類其實是「嗅覺」的動物？

我們常說：「人類是視覺的動物。」的確，我們對人的第一印象往往停留於視覺感官、我們也常透過眼睛來捕捉文字與圖像；然而，在視覺之外，其實還有其他感官，默默地影響人類的行為，只是我們渾然未覺。

舉例而言，嗅覺，便是如此。

就像動物學家Tristram Wyatt所說：「古希臘人知道，狗隻之間會互相傳遞隱形信號。一隻發情的母狗，會向幾英里範圍的公狗傳達一種隱形信號。這種信號不是聲音，是氣味。」而這種「氣味」就是所謂的「費洛蒙」。

費洛蒙是一種物質，在個體與個體之間互相傳遞，為個體帶來興奮。它不僅存在於狗狗身上，在水底動物、昆蟲，以及其他哺乳類動物身上也同樣適用。當然，同為哺乳類動物，人類也免不了為「味」癡狂。

然而，不像我們的「嗅覺產業」──香水製造一般地蓬勃發展，人類在費洛蒙的研究上，至今仍缺乏有系統的研究體系，正規科學並不重視費洛蒙的研究。而Tristram Wyatt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箇中原因，可以分成費洛蒙的「社會差異」和「個體差異」兩個部份來說。

鼻子，比我們想像的更加「因地制宜」

首先，就「社會差異」而言，不同的社會文化其實會深深影響人們的感官經驗。

「四歲以前，所有氣味，不管有多糟糕，都是有趣的。我知道家長的主要職責，就是制止小孩把手指插進糞便裏，因為糞便實在太『好聞』了。」Tristram Wyatt說道。但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我們慢慢學到了什麼是好聞的、什麼是不好聞的。　

然而，正因為人類的感官會受到社會化的影響，因此感官也是「因地制宜」的。舉例而言，英國人熟悉的「藍紋斯蒂爾頓奶酪」有著酸辣、濃烈的味道，其他國家的人可能不敢恭維；而冰島人奉「發酵鯊魚肉」為國菜，但是其他國家的人可能對這道菜退避三舍。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味覺也是一種身份證，而其他感官，比如說嗅覺，也是如此。然而，嗅覺的「入境隨俗」卻會形成人類費洛蒙系統研究的難題。

其次，就「個體差異」而言，「每個人都對不同氣味有不同反應，即便聞的是同一件物件，聞到的氣味可以不盡相同。也因此，嗅覺是幾個感官裏面最難理解的。」Tristram Wyatt解釋道。

出於上述的兩大原因，目前的費洛蒙研究仍然沒有系統性的發展。然而，「費洛蒙可能對醫療有各種影響。人類很多活動可能都牽涉到費洛蒙，只是我們對其一無所知而已。」

費洛蒙研究──不只是「性」而已

舉例而言，「哺乳類動物剛出生的幾個小時是最有生命危險的。你必須把奶喝下，不然就存活不了。然而，由於缺乏適當的刺激，對很多嬰兒來說，吸取第一口奶非常困難。」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找出乳暈腺分泌物的費洛蒙秘密，那麼，早產嬰兒就比較有可能自行吸奶，嬰兒也有較大的存活率。

也就是說，「費洛蒙研究不只關係到性，更與哺乳類動物的生命緊密相連。」也因此，探索身體的秘密，其實對於生命的存續有著重大的影響。

身體是一個尚待探索的宇宙，未知的總比已知的多。「去探索更多關於費洛蒙的知識吧，它的世界有待我們發掘！」Tristram Wyatt如是說。

撰稿：郭慧

在你心中，幼兒園建築應該是什麼樣子呢？

這座獲推薦為五十年來最棒幼兒園建築的，是位於日本東京都立川市的富士幼兒園（Fuji Kindergarten）。自2007年完工後，富士幼兒園便在業界掀起話題，更在各建築大獎上屢屢獲得評審青睞。

周長183公尺的橢圓形設計，三棵25公尺高的大樹貫穿屋頂甲板，整個幼兒園宛如小型村莊，可以容納五百個孩童。

透過日本建築師手塚貴晴的設計巧思，我們來看看建築如何重新形塑現代人互動與連結的方式。

手塚曾在2013 年受邀至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所分享他的建築設計概念；他認為這個世紀以來，我們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已逐漸改變，除了利用科技改善我們的生活，更期望科技帶出我們人性的那一面。

“建築，是用結構來表達思想的科學性的藝術。” — 美國建築大師F.L.賴特Frank Lloyd Wright

在富士幼兒園，所有的教室都是開放空間，室內室外沒有明顯隔間。隔壁教室傳來的人聲以及開放式環境產生的背景噪音，就像微風一樣，美妙地流竄在整個空間。在這樣擬真自然的學習環境下，不但自閉症孩童的症狀減少了，一般孩童也展現了絕佳的專注力。

如果孩子不想上課跑出教室外，或想去別堂課聽聽看，『我們就讓他出去，反正繞了一圈他還是會回來的。』手塚笑說。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幾座同樣有趣的幼兒園建築。

第一座是由日本建築工作室UID Architect設計、位在日本福山的花生幼兒園Peanuts Nursery School，沒有明顯外牆的穿透設計，孩子們就在中央八字形的『花生仁』中，體驗自然，悠然學習。

第二座則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西班牙Pamplona附近的Nursery School in Berriozar，其設計理念展現了建築師對建築扮演角色的審慎思考。幼兒園外圍由一片片彩色大型百葉所組成，利用木片不同的開啟角度調節光線與屏蔽噪音，而孩童從事主要活動的操場與教室則放在幼兒園中央。

打造這個幼兒園的西班牙設計師團隊受到被奉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建築師之一的美國設計師路易康Louis Kahn所啟發：『人類的第一個學校起始於樹下，當時應該沒有人知道自己在學習』。相信回歸原始，西班牙設計團隊以建築代替樹木，用現代手法再現遠古：與自然同步呼吸與脈動的環境下，孩童更能發揮潛能學習。

(from www.dezeen.com)

『最好的建築是這樣的，我們深處在其中，卻不知道自然在那裡終了，藝術在那裡開始。』— 林語堂

富士幼兒園的結構已超越建築本身，提供了孩童們一個實踐小型社會的環境。手塚說道，『現今小孩子需要嘗試一些輕微危險的滋味；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學會互相幫助，這就是小型社會。而我們現今的社會正缺少這樣的教育機會。』

(from www.childrenandnature.org)

關於手塚貴晴

生於1964年，日本建築師手塚貴晴在日本、美國完成建築學位，並曾位在倫敦、擅長永續建築的理查羅傑斯Richard Rogers建築師事務所工作。在倫敦工作四年後，手塚決定回到日本，於1994年與妻子手塚由比一同創立了手塚建築研究所（Tezuka Architects），致力設計與環境互動的有趣建築，相信建築可以改變世界，改變人類生活。

撰稿：廖庭瑋

泡一杯即溶咖啡、烤一份吐司，聽起來都只是執行日常簡單的動作，現在設計師Tom Wujec要你將這些步驟逐一「畫」出來，聽起來這過程似乎很簡單，但卻是個告訴你如何整理思路，甚至團隊如何合作的好方法。

首先，當你開始畫「烤土司」的步驟時，多數人圖畫的方式必然不盡相同，但如果將這張圖以點線來代表，烤麵包機或人便代表了「點」，「線」則代表各點之間的關係，將點線所結合，便展現出我們認知裡的事物運作模式，這是第一階段的練習。

而經過Wujec統計，將「點」控制在5至13之間，並不會過於簡略或複雜，也許我們對於畫圖不是很在行，但重點是如何直覺地將複雜的事分解為簡單的事。

你有想到如何畫出讓人更容易理解的方法嗎？試試「便利貼」或紙卡！Wujec接著實驗讓一群人利用便利貼來畫烤土司的步驟，而人們將會有更多的「點」，這也使圖畫更詳細、更具邏輯性。

接著再進一步的讓一群人去畫如何烤土司，由於這加入了每個人多樣的個別觀點，可能一開始相當混亂，但是當將這些圖畫精簡並組織，點線越加清楚，自然融合一起成一個有架構的系統。

將這些圖畫視為一個大的模型，這三個練習首先要傳達的是：圖形幫助我們了解情況，而由於便利貼的可移動性產生較好的系統，最後經由團隊的整理製造出最讓人理解的模型。

如果要畫與工作相關、迫切需求的事物，像是公司願景、客戶經驗，或永續經營呢？從問問題開始，這些問題就如同圖畫中的點，我們不斷收集這些點，推敲反覆地做，就可以產生一個模式，但最重要的是問問題與推敲等這些「溝通的過程」，而非整個模型本身。

下次面臨一個工作或學業上挑戰時，記得這些圖畫教會我們的道理：將你的構想視覺化，整理溝通後，將產出結果表達出來。這樣既簡單又有趣的方法，其實功能強大！

撰稿：林志洋

導航系統，不該只是「最佳路徑」

儘管每個人對於「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發明」有著不同的看法，對於路癡而言，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發明，非Google map莫屬。無論是準備到一個沒去過的地方，或者是在外頭迷路了，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大多已經從「問路」變成「看Google map」。然而，有別於一般人用導航時「尋找最佳路徑」的習慣，電腦科學家Daniele Quercia對於「導航」及「最佳路徑」有不同的想像。

Daniele Quercia認為，人們在選擇路徑時，往往只考慮到「少轉車、少走路」的「最佳路徑」，也因此，導航系統也會幫我選擇那些「易達」的選擇。就分秒必爭的通勤時間而言，這種選擇理所當然；然而，如果我們每日所走的路徑，都是那條「少轉車、少走路」的路的話，不免有些無聊。

也就是說，Google map及其他的導航系統，的確大大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效率，然而，當「應用程式只能提供幾條有限的路線，導航則把這幾條路線變成到達目的地的唯一選擇」時，卻變相地剝奪了人們探索城市的樂趣。

用回憶畫出城市地圖

也因此，Daniele Quercia與他的團隊作了一個小實驗：利用群衆的共享平台，讓上千個參與者選出美麗、安靜、有幸福感的景色，再以這些結果，為倫敦制定了一張新地圖。　

在這張地圖裡，「你不僅僅能看見並連接 A點和B點，了解到最近的路線，你還能看到快樂的路線、美麗的路線、安靜的路線。」Daniele Quercia說道。此外，「在地圖測試中，參與者們發現，那些快樂、美麗、安靜的路線，都遠比最短的路線更令人享受。而且那些路線所花的時間，只是多了幾分鐘。」

Daniele Quercia也發現，「參與者們也很喜歡把回憶注入到這些景色中。」而當人們對於一條路線有著集體回憶時，城市的記憶，也藉由地圖保存下來了。也就是說，「這個地圖指出的路線，並不只基於美觀，而是建立在氣味、聲音與回憶上。」

「這個地圖指出的路線，並不只基於美觀，而是建立在氣味、聲音與回憶上。」

「這便是我們現在研究的目標。簡單地說，我的研究目標是避免單一選項，讓使用者能真正地享受他們居住的城市。散步在公園小徑上而不是停車場，這條路就會變得截然不同；與愛的回憶相伴，而不是與車輛爭道，這條路就變得截然不同。就這麽簡單。」Daniele Quercia說道。

散步在公園小徑上而不是停車場，這條路就會變得截然不同；與愛的回憶相伴，而不是與車輛爭道，這條路就變得截然不同。就這麽簡單。

以雙腳記錄城市記憶

在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中，房屋、建築、道路……一切事物都以飛快的速度汰舊換新，然而，在汰舊換新的過程中，我們的記憶彷彿也不復存在。就像作家朱天心所說的：「一個不管以何為名（通常是繁榮進步偶或間以希望快樂）不打算保存人們生活痕跡的地方，不就等於一個陌生的城市？」然而，當我們真的保存了這些過去的生活痕跡時，在生活中，我們又花了多少時間，去感受它們呢？

讓我們以雙腳，行走出屬於城市的記憶吧！

撰稿：郭慧

什麼樣的設計才稱的上是「好的設計」呢？在一片反思「設計與人類關係」的聲浪下，對於「好設計」的想法，可說是眾說紛紜。

丹麥設計教母Kigge Hvid才剛對全球設計師喊話：「不要再設計更多白色茶杯了，世界上已經有夠多的白色茶杯。請做一些對世界真正有益的事情！」她認為「應該透過設計找出生活的永續提案！」

而就此議題，BMW創意總監安沛楊（Magnus Aspegren）也提出了他對於設計的新觀點：好的設計，就是要「打好關係」！

一段小鎮與小橋的故事

安沛楊以他所生長的瑞典小鎮為例。他生長的小鎮原先以農業為主，後來投入了造船業，而近年則因發展生物工程、大學興起等原因而變成了一個富裕的小鎮。

在這個小鎮上，有一座小橋。它看起來並不特別，但是已經在那邊有一段時間了，也和這個社區的生活息息相關。這座橋被視為小鎮的一部分，是小鎮故有的紋理。在小鎮走向繁榮的過程裡，小橋也參與其中。因此，這座小鎮的居民認為，小橋應該以原本的姿態保存下來，而不是被一個新的、大的、宏偉的橋所取代。

也就是說，居民在乎的，其實並不是橋的外型，而是橋與人的關係。

好設計，不該只是因應流行的小改變

而安沛楊認為，設計本應如此：「除了關注外型、大小、材質之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物與人之間的關係。」好的設計，不應只是侷限在既有的框架下，對外型、大小、材質做微調，再將它包裝成新一季的時髦商品。好的設計，應該關注物我之間的關係。

那麼，怎樣才算「打好關係」呢？安沛楊認為，「打好關係」可以從三個方面談起。首先，是物品成為人的一部分（need to belong）。好設計應該是像家人、朋友一般的存在。再來，好的設計可以讓你從中知道些什麼、學到些什麼，也分享些什麼（social exchange）。最後，好設計也應該要是人與社會之間的橋梁（relation of self）。

也就是說，安沛楊認為，「好設計」可以在既有的框架下，對外型、大小、材質做微調，但是這些微調背後的原因，不應只是為了成為新一季的流行，或是為了看起來更新鮮刺激。在這些微調的背後，應該考慮「與使用者的關係」。好的設計應該像是一座小橋，連結物與我，也連結了這個社會。而如何造出一座好橋，才是設計師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　

撰稿：郭慧

你認為禁毒，甚至大規模掃蕩販毒真的利大於弊嗎？藥物政策改革家Ethan Nadelmann大學時抽過大麻，也喜歡喝酒，後來致力於研究藥物政策，他要說的是禁毒政策並不能幫助任何人，不論是在美國，或者其他國家。

許多國家在面對各個社會議題時，政策態度總是跟隨著美國，毒品也不例外，因此Ethan Nadelmann採訪數百名美國政府人員，包括藥品管制局、禁毒人士以及海關人員，但他卻發現，面對應該如何切斷供應來源，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不是該領域的專家，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切斷毒品來源。

Ethan Nadelmann深入研究關於精神藥品的一切，包括歷史、科學、 政治，他得到一個結論：想達到一個沒有毒品的社會，可能永遠不會成功，我們真正的挑戰，應該是學習如何和藥物共存，並且盡可能減少危害。

毒品禁令從何來？

你知道有些毒品被禁止與健康風險沒有太大關係嗎？19世紀後期，鴉片主要的消費者是中年的白人婦女，當時很少有止痛藥，因此她們用鴉片來緩解疼痛。後來，中國人在美國礦山、鐵路打拼，晚上他們將鴉片拿來放鬆，就像在故鄉吸大口菸那般，結果當時因為種族歧視，他們害怕中國人會把白人婦女變成性奴隸（毫無邏輯？沒錯！），第一條禁毒法便這麼出現了。

同樣第一條禁止古柯鹼的法律，同樣是因為種族歧視，他們擔心黑人嗅了那白色粉末以後，會忘記自己在南方社會的「適當位置」；第一條禁止大麻的法律，則因美國人對墨西哥移民的恐懼有關。

Ethan Nadelmann誇張比喻：如果古柯鹼吸食者，都是白人老頭，而威而鋼使用者，則是貧窮的年輕黑人，那麼出售威而鋼可能還會讓你坐5到10年牢！

合法化是我們要的答案嗎？

根據他的觀察與走訪，那些被關進牢裡的人，通常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傷害了誰，但我們真的又需要合法化嗎？我們往往認為，禁止才是最終極的規範方法，事實上，這是我們放棄監管，而由罪犯去填補這一空缺。

哪裡有供給，哪裡就會有需求。我們認定的毒品，其實跟酒精、咖啡一般，都是全球性的商品市場，因此當我們撲滅一個源頭，另一源頭還是會出現。既然如此，解決的辦法應該是將那些地下的毒品交易市場，帶到檯面上來，我們就可以更明確的規範。

舉例來說，我們如果將大麻如同酒精那樣依法規範並徵稅，這樣會有更多人使用大麻嗎？也許會，但並不會是年輕人，Ethan Nadelmann認為真正會使用的是那些上了年紀的人，他們用來舒緩糖尿病、關節炎，或者只是拿來取代安眠藥。

Ethan Nadelmann再以歐洲國家為例，我們應該將上癮者視為一個健康問題治療，多次試圖戒毒失敗的人，可以在醫療診所獲得藥用海洛因和緩助，而這項成果是：非法濫用藥物、藥物過量、犯罪率都下降了，健康和福祉有所提高, 納稅人受益，許多吸毒者甚至放下了毒癮。

再想想香菸，這才是真正最讓人上癮的商品，但我們並沒有將菸列為非法來減少吸菸者，而是利用銷售地點的限制、高稅收或者反菸運動來減少吸菸甚至戒菸。

挑戰：政策與我們自己

要制定、實施有效的替代方案來取代禁止政策，是第一項挑戰，我們如何對這些現在合法的藥物作出更好的規範，以及學會和它們共存；如何學會共存。便關係到我們自己，而這也是第二項最艱難的挑戰，對於改革的障礙，Ethan Nadelmann是這麼看待的：最大的阻礙來自我們恐懼、缺乏了解甚至是想像力。

Ethan Nadelmann仍希望年輕人不要吸毒，但如果你要吸毒，那他對於藥物的口頭禪便是：安全第一。禁毒政策也許應該盡快讓它結束，但對於每個國家文化、民情，當局者該如何因地制宜的立法規範亦是重要課題。

撰稿：林志洋

在2008年11月4日，美國迎來第一個黑人總統，原本那是該歡慶民權運動勝利的日子，但使同志族群絕望的《加州8號提案》也在同一天，否定了同性婚姻的權利。

8號提案引發的爭議，原本要訴諸釋憲與人權的討論，卻被一則有心人操作且錯誤百出的報導，轉移了矛頭：「70%的黑人投票反對同性婚姻」，種族與性別的戰火就此點燃了。

同志們諷刺黑人一獲得民權便要剝奪他人權利，甚至有同志參與者重新舉起種族歧視的大旗；不其示弱的黑人群眾也開始反擊同志，直接藉著冷漠與鄙視，在宗教與法律上壓抑同性戀群眾。

這就是2008、2009時的美國，二個重要的少數族群：黑人與同性戀，在公共媒體與政策上角力、攻擊對方，傷害彼此。

「若我們尋求的是真正的平等，為什麼黑人與同志還是彼此仇視？」柔露芭．里真，黑人女同志，看著自己所屬的二個團隊彼此對立，無比失望，更使她憤怒，身為一個記錄片製作人，決定用自己的專長，一部記錄黑人、女性、同志運動的影片，為自己深愛的三個族群發聲！

「最後，我們發現黑人民權與同志權益這兩個運動的對立，完全不合理，事實上，他們的關聯很緊密，遠超過我們所想！」

種族民權、女權主義與同性戀運動，成就了彼此

1955年，一位阿拉巴馬州名叫羅莎．帕克斯的黑人婦女， 拒絕在公車上讓座讓給一位白人，公然反對種族隔離，民權運動就此開始了，從那時起黑人們不願再任人欺負。1969年，一群 LGBT 支持者，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還擊警察的毆打，接著由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的 LGBT 們領頭，爆發了三天的暴動，同性戀族群從也在那天起不再沉默。

格林威治村那場被稱為「石牆暴動」的事件，第一次讓種族歧視議題、性別運動者站上同一陣線來對抗警察暴力，更從那時起讓兩者密不可分：同性戀者貝亞．德斯廷組織的活動使馬丁．路德．金恩站上了林肯紀念堂、1967年禁止跨種族婚姻法案的廢除也為同性婚姻開了前路、更別提投身其中這二個運動的勇敢女性與所有人的母親…….

「是的，不論是同性戀者、黑人或女性，我們從來不是孤獨的」柔露芭驕傲的說著。

我們所追求的，就是平等、自由、尊嚴

美國，可為是世界上紛爭數一數二多的國家，從性別、種族、勞工……都有許多狂熱分子在為其努力著，雖然有時會因為利益或誤會而爭執，但所有的運動為的，都是身為一個人所應享有的：平等、自由、尊嚴！

「我們今天宣布， 最明顯的事實， 即是我們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這仍是指導我們的明燈，正如它指導我們祖先 通過塞內卡瀑布（第一場重要女權會議）、 塞爾瑪（黑人民權運動起點）和石牆（同性戀權益第一仗）」歐巴馬總統就職演講的話，明確的讓我們看見那來自人性的渴望與歷史的痕跡。

不只美國，也在台灣，更在全世界發生

臺灣在亞洲或至少在全球的華人社會中，對於性別議題、同志運動的行動，可能是參與者最熱烈的地方，為臺灣創造了多元的性別樣貌，台灣也是種族非常多元的國度、漢人、原住民、大陸省籍、外籍勞工與配偶……我們一連申的社會運動在爭取原住民正名與族語運動、外籍配偶的照顧。

台灣是個不斷有人為少數族群努力的島嶼，這些運動工作者，大多同時跨足許多領域，女權運動者可能也是同志大遊行的主辦人、原住民朋友也時常為同志向教會爭駁。

不只是美國、也在台灣、更在全世界，為了爭取自由、平等、尊嚴的活動在世界各地都不曾停止，不論為的是誰或哪個族群，請記得我們都是彼此連結的，我們之間的扶持與鼓勵，最終必會讓人類得到真正的勝利。

那麼你，要為什麼而奮鬥呢？

撰稿：張昱傑

(photo credit: Kenny Louie@flickr)

『這裡不喜歡太多意見和想法的人。』即將離職的A淡淡地說。

A在一家打著創新招牌的公司上班，但最後讓A心灰意冷到選擇離開的原因，莫過於他提出建議，希望能夠激發團隊多元思考，誰知道到最後變成他一廂情願的想法。在主管的眼裡，他是個不配合的異端分子；照同事的形容，他是已經黑掉了的『前車之鑑』。

領導的創新

在這個變動的時代，不斷學習與創新是現代領導者必備的生存工具。我們發現許多領導者在領導創新時跌跌撞撞，不但無法有效激發團隊中每個人發揮才能，終其無法創造利於創新的團隊氛圍。

在九○年代提出破壞式創新理論，被譽為當代創新大師的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發現，在他所研究的大型企業中，不能推出破壞性創新的主因，是高階主管善於執行，但卻蹩腳於發現與創新。

創新並非遙不可及，也和一般工作程序一樣，必須經歷計劃、管理、教導、學習。現代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談創新組織時說到，創新組織就是領導人把創新精神制度化並形成工作習慣。

若創新並非毫無規則可言，我們則必須思考一個問題：要成功將創新精神帶入到日常工作中，領導者是否需要具備特殊的創新領導力？

哈佛商學教授琳達希爾Linda Hills和三位夥伴花了將近十年，長時間地觀察來自十二種不同產業、橫跨七個國家的十六位優秀創新領導者: 究竟他們擁有什麼樣的共同能力，可以帶領組織不斷推陳出新？

創新組織三大特點

希爾和研究夥伴發現創新組織都擁有這三種能力：「創意摩擦（Creative Abrasion）」、「創造的靈活性（Creative Agility）」 和「有創造性的解決方案（Creative Solution）」。

一、招聘能爭論的人才

創新的關鍵是人才。在創新組織內，領導者知道如果不保持多樣性與摩擦，創新就不會發生。希爾觀察到一個現象：創新人才們不僅只是創意激盪（Brainstorm），他們還能主張其提出的觀點。他們進行激烈且有意義的爭辯，將差異擴大，而非減小，藉此發展出大量不同的想法，進而擦撞出創新的火花。

所以，回到管理實務上，當創新領導者在招募人才時，希爾建議，可以選擇聘用能進行有建設性爭辯的人才，活化組織內的思考能力。

二、保持充滿彈性的思維

創新的靈活性指的是一種探索性的學習，結合了科學與藝術所創造出來的思維模式。沒有所謂絕對是非，並從錯誤中學習。領導者在態度上甚至刻意保持模凌兩可，不去定奪和也不下指導棋，讓員工無限發揮創造力。

三、創造更有包容力的決策方式

在創新組織裡，希爾的研究顯示：『創新人才就是不妥協，他們不讓任何一個人或者團隊做主，即使是老闆也不行，即使是專家也不行。相反，他們創造了一種更加有耐心和包容力的決策方式。』這種決策方式，也讓最後創新的成果，很可能是好幾個迥異想法的總和。

創新是集體活動

若想創立一個能夠持續進行創新的組織，領導者就必須跳脫傳統領導觀念的框架，重新理解：「創新是集體的才華，而非一個人的天才」。

領導力就是創造一個社會空間，讓人們願意分享熱情和想法。『領導創新，等於創造一個空間—讓大家願意，並且能夠集體地努力、創新地解決問題。』希爾解釋。

“我們（領導者）的任務是創造空間，在那裡每一個人天才的一面，都會被發覺、被釋放、被利用，並且被整合成集體的智慧。“—《集體的天才》合著者 琳達希爾

撰稿：廖庭瑋

當我們說起寄生時，我們會想到什麼？會是岩明均安裝在泉新一右手上的《寄生獸》米奇，還是史蒂芬妮．梅爾在《宿主》中那個宛如靈魂存在的漫遊者？

當「以人腦為食或以取代宿主為目標的寄生蟲」的概念停留在書本與電影，我們可能會覺得米奇的冷酷非常帥氣、或是感受到漫遊者對愛情的浪漫渴望，畢竟他們都是從外星來的，我們還很安全。

但是，當知道有著類似寄生能力的生物充斥在我們四周，正虎視眈眈地渴望我們的大腦與自由意志的時候，腦中的畫面可能就沒有那麼浪漫了。

「我是一個科普作家，我最常用的字彙，是『活活吞噬』還有『衝出身體』！」Ed Yong 的一段話，讓全場爆出笑聲。以寄生體主題寫作將近二十年的Ed 認為，寄生蟲許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生存手段，或許正是他們最迷人的地方。

因為恐懼，我們錯過了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喜歡寄生蟲？我想和我們拒絕並害怕想像有蟲在自己身體裡蠕動、以自己為食、最後再從你的肚子爆出來的畫面（喔，《異形》你看看對我們做了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喜歡寄生蟲？甚至讓會奪走大腦和自主權的《寄生獸》成為無比可怕與邪惡的存在？ 這或許和我們非常重視自由意志，相信自己的主宰權，被操控並喪失自主的情境，是我們最深的社會恐懼。

而這樣的恐懼與逃避，使我們不願意去認識寄生蟲對大自然的重要性，因為就算是這樣可怕的寄生體，也維持了食物鏈的循環、也控制了特定物種發展、甚至促成進化。

顛覆人類思維的寄生體

人類有一個特性，當面對恐懼時，我們會刻意為它下貶義、低等的名字，像是寄生「蟲」，好壓低我們對它的害怕，同時表現自己在其面前的偉大。是的，寄生體大多是昆蟲、植物、真菌甚至單細胞生物，但隨著Ed 的投影片與影片，我們看見：

看似開心跳水的蟋蟀，原來大腦早已被鐵線蟲腐蝕，藉由投河自盡，蟋蟀小小的肚子裡，竟爆出一隻巨大的鐵線蟲，寄生蟲興奮的蠕動著，因為牠終於成功回到水中，準備結婚生子，讓孩子們尋找下一批受害者。

雖然很多人痛恨蟑螂，但對扁頭泥蜂，牠們可是遛蟑螂的高手，看似賓主盡歡，扁頭泥蜂開心的搭著「蟑螂車」，沒想到事實是，扁頭泥蜂用自己的針刺與毒液，藉腦部手術讓蟑螂成為完美奴隸，準備成為寄生蜂寶寶有吃有住的新宿舍。

喔對了，甚至連被認為是低等單細胞生物的弓蟲，現在也發現一些人類精神疾病和它的寄生有關係。
這些寄生體是多麼不可思議，在人類無法理解腦部運作、操作大腦的手法無比粗糙之時，他們已經有這麼高超的技巧來操作大腦，甚至影響人類。

人類總自以為萬物之靈，但我們是否也太高估自己，在這些寄生物持續顛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之時。

邪惡的寄生體？

任意操作其他物種的意志、活活吞噬生命來使自己存活、隨意決定宿主的生死……我們會定義這樣的行為是邪惡的，因此這些可怕的寄生體就成為像惡魔一樣的存在，人類開始因為他們的有害性，一直試著消滅它們，邪惡真是這樣嗎？

當我們回想自己對所居住的大自然做的事，人類補食幾乎所有物種，更不時定義物種的經濟價值，來對生命趕盡殺絕（而說起自相殘殺更是沒有物種強過人類）；再看我們在造成環境汙染、資源耗竭後，我們保護大自然的理由，還是因為害怕環境的反撲而非對大自然的歉意，甚至為了掩飾這樣的不堪，人類繼續灌輸後代：人是地球主宰、是萬物之靈的思維。

不知道大自然這個「宿主」與「受害者」，多麼的痛恨我們的存在？

認知生命的本質

在我們認為寄生體的生存模式可怕之時，其實人類對大自然的行為也和寄生蟲差不多，隨著深入去認識這些可怕，是否也能讓人類反省自己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行為？

「在《物種起源》一書的結尾，達爾文寫到生命的偉大來自永無止盡的形式，那是最美麗，也是最美好的」

寄生體生命的無比精采，何嘗不是充滿魅力的呢？ 或許當我們願意去認識寄生體這樣如此與我們不同卻又無比相似的生命，並成為能互相尊重的共存者，人類將有機會找到與所有物種與大自然相處的解答吧！

撰稿：張昱傑

講到「故事」，你會想起什麼？是小孩、幼稚園與安徒生童話，還是電視節目、八卦與品牌行銷？事實上，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充滿了故事。也就是說，如果你認為「聽故事」是孩子的專利，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周五晚上的連續劇、跟好友們的八卦和耳語，其實都是故事。此外，連廣告和品牌行銷，也都是在說故事：一個品牌的建立，除了商品本身的品質之外，說出一個打動消費者的故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喜歡聽故事呢？

知名導演和編劇Andrew Stanton認為，我們喜歡聽故事，是因為「我們都想肯定自己生命的意義，而故事讓我們重新確認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此外，故事可以穿越時間的障礙，讓我們透過其他人，真實的或想像的，去感受彼此的異同。」這也就是說，故事可以肯定自己，並且連結自己與他人。

故事可以肯定自己，並且連結自己與他人。

故事可以穿越時空、消弭人與人之間的障礙。我們可以藉由聽別人的故事，肯定別人生命的意義；再藉由肯定別人的意義，來肯定自己的意義。也就是說，當我們認同了別人的理念時，那個理念就會成為一座橋梁，將人與人之間連結起來，成為一個由故事和理念組成的「想像的共同體」。

當我們認同了別人的理念時，那個理念就會成為一座橋梁，將人與人之間連結起來，成為一個由故事和理念組成的「想像的共同體」。

說故事的方法以及目的，都是「引起關心」

但是，要講出一個好的故事，其實並不那麼容易。當我們拿起遙控器隨意亂按時，最終能吸引我們注意力的，也就是那幾個頻道而已。那麼，我們要如何成為那些吸引他人注意力的「頻道」呢？

Andrew Stanton在演講中提到，社會工作者曾說過一句話：「當你聽過他們的故事後，沒有人是你不能學著去愛他的。」其實，這句話也說明了一件事：說故事的方法以及目的，便是「引起關心」。然而，我們要如何引起他人關心呢？

如何引起關心──讓大家相信「這值得你關心」。

Andrew Stanton認為，引起他人關心的方法，便是「承諾他人，這個故事值得你關心。」也就是說，一個好故事的開頭，必須要讓大家知道，雖然這個故事可能發生在一個你不認識的國家的遙遠角落裡某個素昧平生的人身上，但是這個故事終究會說些什麼值得你關心的事。像我們常常聽到的：「很久很久以前……」其實就有這個效果。

引起關心之後──讓觀眾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而在引起他人關心之後，故事的鋪陳也十分重要。在鋪陳一個故事時，我們必須牢記：「觀眾喜歡在不知不覺中參與整個活動。」也就是說，我們不喜歡直接知道答案，我們喜歡在有了某些提示後，自己想出答案。

觀眾天生就會歸納和演繹，因此，不要剝奪他們的樂趣。好的說書人應該要給觀眾一些「有組織的信息不足」，用這些東西把觀眾拉進去，讓觀眾參與故事的發展，讓觀眾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好的說書人應該要給觀眾一些「有組織的信息不足」，用這些東西把觀眾拉進去，讓觀眾參與故事的發展，讓觀眾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人們是天生的聽故事者，然而，卻必須經由訓練才能成為一個好的說書人。下次，無論是要自我介紹、品牌推銷，或者是分享自己的想法，別忘了，故事的魔法，就像吹笛人的音樂一樣，可以讓眾人緊緊相隨。

撰稿：郭慧

還記得Tedxtaipei在2012年的片頭嗎？綠色圓球與掛滿各種搭配當年主題作為果實的小樹便是羅申駿與JL Design的成品。

2007年，羅申駿初回台灣，沒有計劃的開了間公司創業，在開工的第一天，羅申駿對當時的員工說：「我們公司一定會倒。」於是每一個案子他們都用更多的好奇心去做新的嘗試。

事隔七年，羅申駿與JL Design不但沒有倒閉解散，還做起了頗具傳承意義的第25屆金曲獎視覺包裝。時間再往前推回一點，他也曾經是為TEDxTaipei的講者，那年他向我們說了造海的故事。

在海島上學會的勇氣，向困境迎擊

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範例或是諮詢的對象，羅申駿和幾個不同領域的設計師徒手在台灣做起一個曾經很陌生的名字「Motion Graphic」。當年除了羅申駿在國外工作的經驗勉強擦上了邊，然而其他人對於這塊領域可以說是一個遙遠的國度，一個在國外才有可能經營或從事的產業。

為了彌補資源與環境的不足，羅申駿選擇投入金錢和時間，每一個案子所砸下的時間總遠遠超出費用所能支付的期程。看似毫無成本慨念可言。錢是數字上的營收，同時也是讓一間公司得以持續營運的資本，但這個節骨眼上，羅申駿願意拿它去換一個看似不太值錢的東西：「經驗。」

既然團隊中的設計師沒有人是學Motion Graphic，那就透過一個又一個的案子，來讓他們從原先的「會操作軟體」到能夠「生產創意」。於是他們走得很慢很慢，寧願多耗費一點成本，也要把每一件事都放到最好的位置。

一件又一件的案子，堆出了設計師們的經驗與技術，更堆起了JL Design這個品牌。

用正確的流程與分工為品質把關

對於「好」的要求，羅申駿並不只侷限在作品上，很嚴格的連中間過程都必須有最好的處理方式，甚至對於一起工作的客戶，他都不惜花時間與他們溝通，並幫他們建構一個「正確的工作流程」。

從台灣的媒體圈出身，羅申駿很清楚，台灣的媒體對於品牌本身是沒有任何概念的，不管是對於品牌形象的建構、包裝或是品牌架構。那是一種缺乏想像的毫無慨念，因此，在專案執行的過程裡，羅申駿更帶領客戶「經驗」國外在品牌形象建立的過程中每一個「程序」。

向客戶說明每一個階段要完成的事情，讓他們理解整個作品的內容與進度。同時，細節的分工也能讓設計師作好更專精的工作，而不是把一位設計師當十種不同領域的專家在用。

走慢一點，做細一點

羅申駿整場演講裡的第一張頭影片寫著： 「Don’t be a creative sell out.」

創意不是一件商品，而是一種可能。它不該是可以被輕易貼上標簽放在架上販售的。但在台灣追求快速、高效率與經濟的環境下，創意從原先催化劑的角色變成一件商品，片面出售。

日前國發會副主委在侯孝賢導演拿下坎城最佳導演獎後引起爭議的發言，提出《聶隱娘》並未結合文創的言論，引起一連串對於文創商品的討論，到底什麼是文化創意產業？又到底什麼是文創商品？

或許我們可以說，文化是根，而創意是一種可能。當他們直接能成為商品販售的時候，就只是兩只空有符號的標籤，雖有著各自的味道，卻有點單調。但當你把這兩只符號揉在一塊，就像苯甲酸鉀（potassium benzoate）、阿斯巴甜（Aspartame）與二氧化碳（Co2）碰上明膠（Gelatin）與阿拉伯膠（gum arabic），可樂與曼陀珠和在一塊，將會冒出源源不絕的泡沫。

試著把眼光放遠，不要偷懶的學會產業裡必經的細節，當品牌成為一種保證的時候，收入上自會得到滿意的回饋。

撰文：烏鴉

踏入職場的你，是否曾經想過要進入穩定有名的公司，還是一間新創公司？甚至自己就是要創業呢。新創公司具有廣大的未來性，相對的帶來不可預測性，尤其談論是否能賺到錢時，又使許多人怯步。

Bill Gross是Idealab的創辦人，曾經參與創立過數百間的初創公司，他從這些公司以及過往經驗，分析他們的成功與失敗，並歸納出五個關鍵因素，而最重要的因素卻令他相當意外。

帶領初創公司成功的五大元素

這五大元素就是構想、團隊、商業模式、資金與時機。在你要開始或加入一間新創公司時，你必須先想清楚這五件事是否都到位了。

我們都知道你一定已經有了相當好的點子，因此願意踏出舒適圈，加入新創公司；而你的團隊便是認同彼此的價值觀的夥伴聚在一起，如果你看過《賈伯斯》電影，Steve Jobs 雖然擁有極好的點子，但他仍相當重視身邊團隊的理念、價值觀。

至於商業模型，Bill Gross表示對於如何經由顧客獲利，你的公司是否已經有清楚的想法和規劃？至於資金，Bill Gross並不擔心，事實上資金是這五項元素中，較為不重要的，在現代網路社會，當你有相當好的點子與產品，那麼是有許多平台提供你獲得資金的，相較於過去簡單許多。

想要賺錢通常是初創公司最大的困難，因此你可能覺得五大元素中，商業模型是最重要的，因為他關係著公司利用什麼途徑與方式來獲利，然而根據Bill Gross觀察，最重要的卻是 – 時間點。

YouTube的成功關鍵便是時間點，在這之前，曾有一間類似的公司叫做Z.com，他們想要發展類似觀看影片的平台，當時募得許多資金、具有好的商業模型，更吸引許多好萊塢人才，不幸的是，他們並沒有解決編解碼器的問題。這項技術後來被Adobe Flash所解決，此時YouTube的「適時」出現，便一舉成功。

因為時機正確而殺出重圍的公司還有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Uber以及Airbnb，便是在「司機想要趁車子閒置時多賺點錢」和「出租閒置房間以多賺點錢」這樣的需求出現時，他們看到並以適當的技術架起平台，最後大獲成功。

也許可以由《從0到1》作者Peter Thiel所說的得到映證：「創業時很多事無法十全十美，重點不是把細節全部做對，而是要讓行得通的元素更加順暢，只要有很好的核心思惟，就可以彌補其他不足。」

Bill Gross在結尾時作了簡單的結論，衡量時間點是否正確時，你得相當肯定消費者和環境是否已準備好接受你提供的點子，當兩者的條件都到位時，事業的成功將更事半功倍。

撰稿：林志洋

他的故事


我到現在都記得Ahmed當時的表情，我驚訝地想著，這個人不過才剛認識我兩個小時，他卻跟我說了他這輩子最大的秘密，我成了這個世界上唯一知道這件事的人，在我還不知道該感到榮幸或是沈重時，電鈴響了，Ahmed慎重地朝門上的貓眼一瞧，用手撥了撥捲曲的頭髮，再轉開門把。

他們握手問好，身為唯一一個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只有我知道他們正在演出一場沒有觀眾的戲，在寒暄之後，Ahmed把門關上，剛進門的這個男人， 是Ahmed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同時也是他交往了五年的男朋友，而我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知道這個秘密的人。

「在伊斯蘭教國家，同性戀就如同滔天大罪一般，我寧願這個社會誣陷我殺了一個人，也不能讓別人知道我是同性戀。」Ahmed一邊點起一根菸說。想起他告訴我這個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過程，不過就是我隨口提起了台灣有全亞洲最大的同志大遊行，而我對此感到驕傲。他像是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浮木，即使我是一個來自遙遠國度的外來者，我記得他幾乎是要哭出來的說「我是同性戀，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當時在開羅生活的我，從來沒有想過他的坦白需要多大的勇氣。

她的故事

Morgana在她十六歲那年到倫敦進行交換學生計劃，在同一年，她意識到一件事，而意識到這件事讓她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不再參與社交活動，不再是那個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的女孩，她把自己藏起來，告訴自己這只是成長過程的一部份，而這一藏就藏了十六年。在今年一月，她回到倫敦，站在Ted的舞台上，說出「我是同性戀。」，贏得在場所有觀眾的掌聲，她當時的表情跟Ahmed聽到我說「沒有關係，我很開心你跟我說，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戀，我都會接受你原本的樣子。」時幾乎一樣。

Della是我唯一認識的一個埃及女生，在中東國家，女生幾乎沒有機會能在外面拋頭露臉，她有一個荷蘭籍的女友，她們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好多年，在阿姆斯特丹那樣的城市裡，同性戀是一件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但是她選擇離開那樣舒適的環境，回到開羅，並且毫不掩飾地告訴大家「我是同性戀，我喜歡女生。」身為一個女性，她所背負的輿論指責更加難以承受，而她無所畏懼地回到家鄉並且大聲說出她的性向的原因只是「我要回去幫助那裡的同性戀，我不過是運氣好，但是那些無法坦誠的人怎麼辦？他們一輩子都活在恐懼裡，永遠都得不到認同。」

Morgana說「在好多年後，我才發現最大的障礙是我內心的恐懼與不安，我相信唯有當我去面對它，我才能夠去改變外面的世界。我希望在今天之後，我可以開始做出一些改變，幫助那些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同的人展現他們真實的模樣。」

或許也是我們的故事

我想起Della頂著孩子氣的短髮坐在草地上，陽光曬在她濃密的睫毛上，她說「永遠不要害怕坦誠，不要害怕別人會因此不喜歡你，那是他們的問題，記得『順從的唯一好處是，每個人都喜歡你，除了你自己。』」

撰稿：黃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