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xTaipei

電機工程師Abe Davis在TED 2015大會中，首先展示了兩張照片，那是一張手腕內側的特寫，和熟睡於嬰兒床上的嬰孩，但Abe Davis卻告訴我們，那是一個動態的影像，即使我們看不見這些，他仍有細微的動作、血液的流動以及嬰兒的呼吸。

「我們建立的一套軟體可以發現細微的動作，並且放大至我們能夠看見的程度」，Davis說著並再次將剛剛的兩張圖片放映出來，這次再放大了他們，現在，我們可以輕易地看見脈搏、寶寶的呼吸動作。

這是他們團隊正在努力思考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夠從影片中反過來處理，並恢復影像中的聲音？Davis告訴我們，聲音引起物體的震動，而假使我們記錄這些震動，並利用高速攝影機以及軟體分析出細微的動作，或許就能達成還原聲音的目的？

在早期的實驗中，Davis與他的團隊以每秒數千張的頻率拍下了一棵植物，同時撥放著「Mary Had A Little Lamb」，而這音樂促使植物極細微的震動，經由分析這個高解析的影片，並推斷是什麼造成這些運動，因為他們團隊竟然成功萃取出這首音樂，即使是較為零碎的版本。

如同Davis所說，音樂促使植物的葉片移動僅僅一微米，或者說千分之毫米，但採取全部細微的動作，便可以讓我們察覺出來。

另一個例子，他們團隊在一面隔音玻璃後方放置一個專用的高速攝影機，另一邊則是放置一個空的洋芋片包裝，並再次撥放「Mary Had A Little Lamb」，再一次的，透過僅僅一個空洋芋片包裝的細微震動，攝影機又還原出了歌詞！

下一個問題：他們如何不必耗資龐大花費使用這項攝影配備？團隊修正了他們的演算法，使用一般相機，並利用影像處理中的「果凍現象」偵測細微、無形的動作。而這次利用糖果袋做為麥克風，他們又成功了。

在Davis繼續談話前，他先承認「監控裝置」可能是人們第一個想到的應用方式，但其實關於監聽這部分，我們已經有足夠成熟的技術了，讓人更加興奮的是，我們有能力以全新的方式去看世界。

在講台上，Davis告訴我們一些新的思維，也是這幾個月他們團隊嘗試想改變的，他很好奇，究竟是否能利用影像技術來了解哪些物理現象，或者預測他會如何移動？因為這項技術還未發表，Davis還沒辦法告訴我們太多細節，但也先讓我們窺見了一些新技術，那是關於物體如何移動，並且轉換出可以點的圖（Clickable Image）。他們承諾在未來會將這項新技術帶給大家！

Jeff Han曾在2006年TED大會發表革命性的觸控螢幕，隔年iPhone也問世。今年，Davis與他的團隊也有如此般的潛力，「即使我們只觸及這項技術的表面，但它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捕捉身旁的事物，」Abe Davis表示。

Abe Davis同一團隊在2014年其實便在TED上發表，而這則Talk也提供較為清楚的概念：See Invisible Motion, Hear Silent Sounds

撰稿：林志洋

幽默猶如夏日甘霖，能使大地、空氣與你頓時清新涼快。

——卓別林

在你所生活的城市裡，你是否感到滿意？你是否有話要說？或是你早已對於亂糟糟的城市到無力？但這些城市停留的階段都不意味著你不能選擇更棒的生活環境，你不但可以，你還可以把你的意見告訴這座城市，用馮光遠口中「幽默」的語調。

什麼是幽默

2012年，在英國還在為是否要支援西班牙與希臘經濟吵來吵去的時候，奧運的聖火正好也由雅典抵達了倫敦，當時的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對倫敦市民說：「希望選手可以囊括很多這次比賽的金牌、銀牌，他的價值足以讓我們去紓困希臘和西班牙的經濟。」台下的聽眾笑成一團，連帶希臘和西班牙的選手也笑了。嚴肅與紛爭突如其來的被化解了。

古希臘人說，Humor這個字源自於χυμός，指的是血液(blood; haima)、黏液（phlegm; phlegmos）、黃膽汁（yellow bile; chole）和黑膽汁（black bile; melaina chole; melancholy）四種體液，並且他們相信這四種汁液會控制著人的性格和體型。換而言之，在古希臘時代，幽默是一種控制我們性格、體型，與我們的生命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內裏。

聽起來很像一則罕為聽聞的神話，但這似乎沒有辦法解釋體液「幽默」為什麼會與「笑」發生連結。

有些關心健康的文章中偶爾都會寫到，笑一笑，可以讓你減輕疼痛、可以讓你感到幸福；笑一笑，可以增生你的抵抗力、可以鍛鍊你的肌肉。事實上好像也真的如此，畢竟「笑」可以增生人腦內的嗎啡、可以促進健康細胞增生，笑多了好像可以真的變得健康，或許古希臘人所相信的事情並非沒有來由的。

幽默身後的風景

走過文革，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園〉裡頭這麼說道：「我聽說蘇聯是這麼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萊蒙托夫，還要記住俄羅斯是大象的故鄉（蕭士塔高維奇在回憶錄裡說了很多）。…….至於我們這裡是怎樣教孩子的，我就不多說了，以免得罪師長。」 

雖然貌似多餘的字句，卻在一個漂亮的轉折上，清楚表述了作者的意圖想法，而文字背後的立場卻清楚的不言而喻：對於國家裡頭的教育，是否缺少了根與其他。

如果讓我們回想所有所經歷過的幽默片段，在「笑」、「感到喜悅」並且讓身體變得更健康、更有抵抗力之餘，或許我們可以更仔細地嚼一嚼關於幽默的片段，或許你會發現，有一些幽默，有著更複雜的想法在裡頭，不管是王小波驟轉的話鋒還是馮光遠總不小心佔滿新聞版面的發言。幽默是一種手法，避開最銳利的鋒頭，但同時面帶微笑的說：我覺得⋯⋯我認為⋯⋯

回歸幽默的原點

當然，幽默可以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可以讓對手氣結讓隊友雀躍，但別忘了古老希臘的智慧：幽默同時是牽動你身體健康的重要內裏。

是的，幽默同時是牽動身體健康的重要內裏。因此，請試著把幽默帶進生活裡，對於所愛的人或事所愛的城市，對於無法原諒或是一笑置之的難題，用幽默的微笑輕輕帶過，然後美好的生活便會走進來。

一天笑５次！大笑啟動免疫力
 笑出健康協會 Healthy Laughters Association

撰稿：Ember

「當我年紀還小時，擔心這世界上會發生核武災難……而在未來短短幾年，死亡人數會超過千萬人口的原因不再是飛彈，而是病毒。」比爾蓋茲在2015年TED大會上表示。面對下一項疾病的大流行，我們準備好了嗎？

疫情剛滿周年的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是目前離我們最近的大型傳染病，根據WHO資料已有超過兩萬人感染，而死亡人數也直逼萬人，蓋茲告訴我們，這是疫情防治做得不夠好嗎？並非如此，而是我們甚至沒有一個完整的疾病應對系統！

這之中有許多的缺失，不只是美國，而是全球對於此皆有不足，例如沒有一群足夠的流行病理學家、衛生團隊進入該區域，或者是對於案例的報導速度過慢導致資訊並不準確，無國界醫生（MSF）組織了許多志願者，即使如此人力還是不足；世界衛生組織募資管理、監控傳染性疾病，但比爾蓋茲認為應該要有一個更佳整合的全球系統。

這次伊波拉死亡的約一萬人，事實上幾乎全部位於西非三個國家，並未有太多疫情來自大城市國家，下一次，我們也許不會再這麼幸運，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造成將近一億的全球人口死亡，當時世界僅有17億的人口，而當時傳播的速度是相當快的，經歷了快一世紀，我們是時候建立一個完善系統！

我們在科技與科學上有優勢，現在該思考的是如何應用至全球的健康系統中，包括資訊的傳遞、GPS的應用，或者例如我們可以利用生物技術觀察病原體，並發展出疫苗或抗體。

而建立此系統需要注意幾項元素，包括強大的健康系統應先用於較為貧窮的國家，讓媽媽可以生下健康的寶寶並施打疫苗，這是為了避免下一代面臨同樣的問題，我們同時可以在該地區及早發現疫情。再來則是醫藥儲備的組織，讓這些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士與軍方結合，而這是利用軍方移動能力的優勢。最後則是進行病菌的模擬，經由大量的研究與測試促進疫苗發展。

Bill Gates並不確定這些預算會花費多少，但身為世界首富的他近年對於非洲的援助仍有目共睹，而他也表示這項系統的建設是最穩固的方式，相對於不確定潛伏的危害，最簡單所要傳達的觀念其實便是「防患未然，預防勝於治療」！

比爾蓋茲曾有要在2035年，消滅世界上所有貧窮的願景，最近他在非洲的建設是建造廁所，而他對於脫離環境帶來的疾病的方法都是從基礎建設做起。伊波拉病毒應作為疾病大流行的預警，我們不需要驚慌，而是開始著手面對下一次的傳染病。

延伸閱讀：打破貧困迷思！跟著比爾蓋茲走進世界

撰稿：林志洋

用耳朵看見世界的盲人

Daniel Kish，在飯店階梯外滑動著他的拐杖，於溫哥華正準備著2015TED大會的彩排，「Kish先生，前方還有一些階梯」飯店服務生提醒著全盲的Kish。然而，這些告誡對他已經不再需要，Kish認得出這些不平的道路，當需要向右轉彎時，他從舌頭發出類似聲納的聲音，又跟著服務員右轉了一次。

出生13個月便失去視覺的Daniel Kish，現在利用「回聲測距」，他使用我們平時呼喚寵物時的「答答聲」，即藉由舌頭向嘴巴上方的空間發出的聲響，來反射物體在環境中與他的距離。Kish利用這個方式了解周圍空間，也讓他更有自信與自由的與這個世界對話。

「人們通常不會使用回聲定位，即便我們對他的原理及如何使用感到好奇。」雖然Kish在TED Talk中將以此技術為主題，但他更希望聽眾可以吸收更多完整的訊息，因此他又表示：「我希望人們可以順便學習如何面對挑戰，挑戰總是使我們喘不過氣，而我也不例外，在我成長過程中，我無所畏懼。有太多的事情會使我們害怕了，因此應該選擇如何面對這些恐懼。」

他解釋這項原理，當我們用舌頭發出聲音時，聲音的反射會讓他知道環境表面，就像蝙蝠的聲納般，接下來大腦的皮質會開始處理這些聲音型態，再轉換成影像。他再利用一項簡單的實驗，拿一塊紙板吹氣，隨著距離遠近所產生的聲音不同，證明所有人都能感知聲納系統如何運作。

當Kish在彩排後下舞台時，人們總是下意識的會清出空間給他行走，有時並提醒他這邊走，對Kish而已，他並不介意，也能選擇自己要不要聽從指示，因為這問題經常會讓人們感到緊張而變成麻煩。

有時也被稱為現實生活中蝙蝠俠的他，Kish起初並不是感到很自在，現在他則擁抱這項稱號，比起超級英雄，他的超能力並不是來自於魔法、四次元空間甚至其他星球，他是一名人類，並且努力讓自己更好。這也是他挑戰自己的極限，並致力於World Access for the Blind的關係。

關於他創造的這項技術，已經可以推廣到許多盲人使用，你是否能想像他們可以登山、滑滑板甚至騎腳踏車呢！他們不是只能行走直線，還可避開障礙物。事實上，他們幾乎可以看到形體，Kish以正常人佩戴眼罩實驗，使用聲波定位可以比擬出車子的大小。

有人認為這項技術的出現，視覺功能似乎不再無可取代，Daniel Kish則說：「我們可以看的到幾百公尺的視野，而視力是美好的，他帶領我們看到幾光年外的世界。」同時也並非要大家開始欣賞盲人，而是更進一步的去了解他們。

我們的學生從未被教導如何使用拐杖、或者獨立地去任何一個地方遊玩，因為在他們身旁，總是已經有人陪著了不是嗎？ Kish進一步說，「因此我只需要教他們使用枴杖，並學會如何從嘴巴發出喀擦聲，」接下來就交給他們自己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撰稿：林志洋

“I was seen by everyone, but actually known by few.” – Monica Lewinsky
（我，廣為人知，但鮮少人真正認識我。）

這句話深深道出讓她廣為人知卻又痛苦不堪的經歷，她是莫妮卡·李文斯基 (Monica Lewinsky)，柯林頓醜聞案中的主角。十七年前的李文斯基事件從網路爆發，一段錄音讓整個世界風起雲湧，讓一個默默無名的人一夜之間成為眾人污辱的醜聞人物，我們對於這樣的情景一定非常熟悉，過去的歷史已經為現在的媒體環境揭露端倪：網路與社群的力量是把雙面刃。

1998年事件爆發後十七年的時間，李文斯基不曾在公開場合現身，直到去年Forbes Under 30 Summit的活動，才第一次公開在講台上談論這段過去的經歷，冷靜的聲音下還是可以感受到她的不安，但這次她做好了心理準備，站出來不是為自己澄清任何事情，而是為跟她有同樣遭遇的人奮戰，對網路霸凌宣戰。

李文斯基的經歷，是最標準的言語霸凌案例。事件的傳播從主流媒體到網路，外在的評論持續延燒，所有人在各式各樣的場合討論「她」。當時的李文斯基覺得自己如此的透明、卻又被冠上諸多誤解的標籤，許多不堪入耳的形容詞都曾用在她身上過，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這段醜聞，卻不曾看見這段故事以外的經歷。

維基百科對於霸凌有以下的定義：
霸凌（Bullying），又稱欺凌或欺負，指的是一種長時間持續的、並對個人在心理、身體和言語遭受惡意的攻擊，且因為欺凌者與受害者之間的權力或體型等因素不對等，而不敢或無法有效的反抗[1]。欺負的欺凌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透過對受害人身心的壓迫，造成受害人感到憤怒、痛苦、羞恥、尷尬、恐懼、以及憂鬱[2]。而欺負所帶來的傷害往往是不可逆轉的。

過去網路不盛行的時代，霸凌往往發生在同一個校園、社團、機構單位等實體社交生活圈。1990年代網路的發展，以及2005年以後社群平台的躍起，人與人之間的社交圈遍及全世界，訊息傳遞的速度比過去只有傳統媒體的時代更為迅速以及紛亂。霸凌再加上網路的元素，成為了我們現在熟知的網路霸凌現象。

李文斯基在演講中談到，她也曾經不堪這種壓力試圖自我放棄，但是家人的不離不棄讓她覺得自己不應如此，無數夜母親的陪伴，讓她漸漸發現，遭受痛苦的不只是她一人，還有她身旁的家人，以及更多更多有類似遭遇的人：一個男孩因為性傾向的問題，受到同儕排擠最後跳橋；一位年輕女孩因為網友說他不應存在而輕生，許多事件讓李文斯基注意到不只是她，還有好多人因為自己的傾向、外表、喜好而遭受不認同的人惡意攻擊，這樣的故事每天上演。

這是她站出來的原因，親身面對網路霸凌，以自己的故事作為吸引目光的焦點，讓更多人理解：網路霸凌可以致命。

the price of shame

圖片來源：電影〈告白〉劇照

網路已經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我們並沒有因為經常使用而建立起的一套使用守則，對於內容的取用、與傳播隨意且未經思考。李文斯基事件的傳播，從錄音檔的文字稿在主流媒體傳播，幾週後甚至公開出現在網路流傳，這一切都未經任何人的同意，不得不讓人想起先前好萊塢女星私照曝光的事件，同樣的因為人為的隨意取用與傳播而造成許多人受傷。

2012年至2013統計，網路霸凌的相關資訊傳播增長了87%，躍入自殺念頭產生的原因排行榜，尤以對年輕人的影響最直接。窺探隱私、八卦是人的天性，網路科技的發展以及低道德意識的使用文化，促使這個社會形成「污辱的文化風氣」，這樣的文化如何形成的？來自你我對於這些八卦內容的「點擊」，每一個點擊產生網站的流量，越多流量創造金錢在這些網路平台的流動。

演講中提到，這個社會需要文化革新，我們可以重新建立讓社會長遠發展的同理心文化。另外一位TED講者Brené Brown說過：

“Shame cannot survive empathy. (羞辱會讓同理心消失殆盡。)”

親身經歷過網路霸凌的李文斯基認為，這件事情不必然發生，對於當事人來說，只要言論中有那麼一點支持、鼓勵、表示理解的反饋，就是莫大的鼓舞。身為客觀第三者的我們，也可以自主的檢舉網路霸凌的言論、更支持關注相關議題的組織，像是Born This Way Foundation、Anti-Bullying Pro或是反霸凌相關討論等，抱持同理心想想別人。

公領域與媒體也能有積極的手段，社群網絡平台Twitter已採取行動，包括擴大定義網路霸凌的範圍、違反帳號停權11小時、新增訊息審查功能，試圖降低霸凌產生的影響。面對網路霸凌，各個國家也持續制定與網路使用相關的規範，試圖扭轉現下的風氣。

身為世界公民的你與我，面對網路霸凌，可以帶著智慧與同理心利用網路的力量，創造更友善的網路社交環境。

撰稿：魏妤庭

在古早時代，人們需要用自己的身體進行勞動，才能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們的生活隨著各種機械的發明而更加省時省力，但曾幾何時，人們已經忘記，經過勞動流汗後，做出一件屬於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感覺。

這也造成了人們對生活環境的疏離、以及對能源的無感。一定要直到例如核電廠的爭議、或是大旱缺水，人們才會驚覺，能源的取得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汗得學社社長胡湘玲在台灣讀書時，便開始關注反核議題。但一直要到她到德國攻讀科技社會學博士學位時，她才真正體會到德國人如何用引以為傲的工業精神，打造出充滿人文精神的科技文化。也成為她和先生韋仁正創立汗得學社，並回台灣提倡「協力造屋」的原點。

以人為本的造屋工藝

故事是從她們在德國買了一棟房子開始，這棟房子特別的地方在於，這是一棟已經160歲的老房子，在行事風格嚴謹的德國，要讓這棟堪稱古蹟的老屋適合居住，符合所有的建築和節能法規，需要一番極大的整修。

在重視工藝傳統的德國，除了留存許多傳統工法和手作精神外，鄰居社群間的連繫也很強大，胡湘玲決定召集附近的厝邊鄰居，一起將整棟房子進行大翻修。

在整修的過程中，胡湘玲親身體驗了德國人對生活環境的重視。與台灣人不同，德國人在買房子、挑選房子時，第一考慮的不是房子未來會不會增值，而是房子的建築工法和周遭環境是否適合，在裡面生活時是否能生活的舒適。

舉例來說，台灣人很愛強調房子的通風，但真正考慮到環境的建築應該把光照、濕度、隔熱都考慮進去，如此才能達到真正節能的效果。以台灣來說，冬天常是潮濕陰冷的氣候，這時應該把濕氣阻隔在外面，並讓熱空氣能留在室內，而不是所有房子都只追求通風就好。冬天時則要求能達到裡面的熱出不去、外面的冷進不來的程度。

蓋房子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在台灣，汗得學社則強調「蓋房子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希望大家在參與房屋建造的過程中，親身體會做出一個東西的困難，以及家屋對生活的重要。且唯有這樣用身體去親身感受陽光的溫度，才能真正感受到能源的可貴。

目前為止，汗得學社已經配合志工，以綠建築工法，完成了8棟符合環境工法的建築，希望能讓更多人了解到這種建築的好處。

被問到做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麼，胡湘玲這麼說：

「我們現在蓋的房子能達到80%的節能，但我們用的工法不過是2006年時的德國標準，現在，德國的房子要達到同樣的舒適效果，只需要三十分之一的能源，這是個趨勢。但台灣好像什麼都不知道，這件事情讓我很憂心。」

「我覺得我在德國學到那麼多東西，幾乎完全顛覆了我對生活的想法，我應該要回來告訴大家，事情是可以完全不一樣的，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全民電廠

現在，胡湘玲在執行另一個計畫「一人一千瓦」，希望能夠達到「全民電廠」的目的。這是一個讓一般民眾也能參與太陽能發電的計畫。

「有錢出錢、有屋頂出屋頂」，有自己屋子的人可以出租自己家裡的屋頂，由他們來裝設發電太陽能板，再把電回賣給台電，並定期給予回饋金。沒有屋頂的人則可以投資器材裝備的架設，並以股利的方式得到回饋。

透過這樣的形式，汗得學社希望能夠讓太陽能發電更普及到我們的生活之中。作為一個社會企業，胡湘玲希望要改變社會，不是只有喊口號，而且可以用更為簡單而可行的方式來進行。

如同汗得學會的宗旨，「好的成果是要雙手實際去做出來的」，他們也正在用他們的雙手，一步步改變社會。

5/30日，胡湘玲博士將會在TEDxTaipei Women「躍動的時刻」和我們一起分享她在能源教育和協力造屋上一路走來的心得！

關於更多其他精彩講者，請看官網TEDxTaipei women 躍動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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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Ivan Weng

台灣的地形峰巒起伏，高山數量甚多，有所謂「百岳」之稱。也有為數不少的人們將征服崇山峻嶺當作興趣。這樣的登山和一般一天半天的郊遊踏青不同，需要在體能、補給、露宿上都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很容易在動輒好幾天的登山行程中發生危險。

而在全世界的登山界中，有所謂「七頂峰」，所指的是包含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在內，分佈在七大洲的七座高山。更是所有登山者的夢想，由於攀登的困難度都很高，且需要很多的後勤資源。目前全世界完成這項紀錄的約只有350人，其中大概只有約50位是女性登山者。

而來自台灣，30多歲的江秀真，不僅是華人第一位完攀七頂峰的女性，更是全球第一位完攀七頂峰、且從聖母峰南側和北側都登頂成功的女性登山家。曾因20歲出頭時就登上聖母峰而出名，之後由於熱愛大自然，一直都從事和登山自然有關的工作。

困難的極地登山

在那種極地環境下登山究竟有多困難？江秀真這麼形容道：「除了難以行動的地形和時不時的惡劣天氣以外，低氣壓和稀薄的空氣也很可怕。由於採用的是不使用氧氣筒的無氧登山，更增加了前進的難度，光是抬起腳步往前，就讓人需要喘息好一陣子。一百公尺的路程，可能需要一個小時才能走完。」

上山路程的困難大家都懂，江秀真卻認為還有另一件更加艱難的事，那就是「下山」。

「大家都覺得上山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事實上，大部分的山難都發生在登上山頂以後。有兩個原因：一、登上山頂後心情鬆懈，減低了注意力。二、在上山時就已經耗盡大部份的體力，因而沒有足夠的體力下山。」

在這種情況下，體力的調配就非常重要了。這時候最困難的，反而是承認自己的失敗，學回放下。「因為登頂很美好，要抗拒這樣的誘惑反而不容易，在哪種地方沒有人可以來救你，夥伴也沒辦法幫你，因為他們自己都自身難保了。決定保留實力後撤，有時比奮力登頂還困難。」

勇敢轉身

事實上，這樣的考驗，對江秀真來說還只像是昨天的事情。2011年，江秀真挑戰位於巴基斯坦邊界、攀登困難度極高的喀喇崑崙山。在已經走到中途的情況下，卻因為裝備老舊，鞋子損壞，而無法繼續前進。這時，前進就能獲得登頂的桂冠，往回卻可能要面臨贊助商和其他人的責難，她選擇勇敢轉身，事後也證明，這是正確的選擇。

現在，江秀真依然對山充滿熱情，平常除了是公園的巡守員，還到處進行各種演講和旅行，希望能推行更友善大自然的文化，如「無痕登山」和「安全登山」的觀念，希望大眾能夠更了解大自然，從其中學習到更多人應該如何與自然環境相處的道理。

為什麼這麼喜歡登山？她這麼說：「我喜歡登山，因為山教會了我許多事。」
一起來聽聽攀登七峰頂後，江秀真所學到的事

撰稿：Ivan Weng

買什麼牌子，重要嗎？

還記得今年二月，臺灣H&M開幕時各大媒體爭相報導、民眾千人排隊搶購的盛況嗎？平價時尚近年來席捲亞洲，除了H&M之外，ZARA、UNIQLO、Forever 21等品牌也是大發利市。其實，它們不僅是平價時尚，更是快速時尚：平均兩周更新款式，以便宜價格、時尚設計和快速產銷抓緊消費者的目光和荷包；也讓人不禁好奇，它們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而這波平價時尚的風潮又會如何影響我們的消費模式呢？

就「它們是如何做到的」這點來討論，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商學副教授Barbara Mihm曾提及，影響平價時尚的兩個主要因素便是保持「低勞工成本」和「低商品成本」；而要能夠既平價又快速，則必須「改善物流能力」、並且「即時回應市場」。

這種供應模式，一方面符合多數人的消費力，讓自己的顧客群擴張到最大；另一方面也滿足了人們追隨潮流的慾望。此外，正如《買一件衣服要付多少錢？》的作者伊莉莎白．克萊所言：「快速時尚的消費者並不視購買快速時尚衣服為一種投資。她（他）們頻繁購買，而且僅穿一、兩季。」也就是說，它們也創造了一個新的消費模式：「喜歡就買，過季即丟」。

然而，這種新興的消費模式，對於整個消費體系、生產體系，以及其背後所牽連的勞工問題、環境問題，又會有什麼影響呢？這些問題，或許值得消費者在購買前先想想。

被剝削的勞工

首先，就勞工問題而言，在柬埔寨的代工廠裡，工人們承受著低廉的薪資與惡劣的工作環境。儘管2013年時H&M提出「公平維生工資」（Fair Living Wage）政策，保證工人薪水足夠維持家庭開銷。然而，所謂「維持家庭開銷的標準」有很大的糢糊地帶與詮釋空間，而「工資僅能維持家庭開銷」是否合理也有待商榷。

再來，就環境問題而言，正如《買一件衣服要付多少錢？》書中所言：「我們卯起來買服飾又把它當成消耗品的態度，不但對環境帶來更多衝擊，也是無法永續發展的模式。」人造纖維的製作、運輸過程本來就不環保，廢棄物的掩埋也一直是棘手的問題，然而，在大量製造、迅速丟棄的過程當中，環境問題也加速惡化。

也就是說，或許平價時尚的出發點良善，就像H&M公司創辦人佩爾森（Erling Persson）相信，「時尚不該只服務富裕階層，而是屬於所有百姓的樂趣。」而Forever 21的創辦人張道元也表示「希望能賣大家買得起、又好看的衣服。」但是，每件事情都有代價，在享受購物樂趣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思考這種產消模式所引發的問題。

購買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投票

畢竟，正如心理學博士Daniel Goleman所言，我們其實知道我們的「購買」背後都是一種「選擇」，只是我們往往自欺欺人，不去細想每個選擇背後的故事。就像我們一定知道每件事情都有代價，但是在購買前，卻往往迴避思考產消模式所引發的問題，而不斷地以價錢和慾望自我說服。但是，其實我們的忽略與自欺欺人到頭來影響到的還是自己。也因此，所有消費前的想想都是重要的。畢竟，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裡，消費行為可以說是推動萬事運轉的引擎。

Motherhouse創辦人山口繪理子所言：「能改變開發中國家現況的，並不是援助也不是國際機構，而是我們的消費者！」如果在這個社會裡，多數理念都必須以商業行為來永續經營，那麼，就更不能小看自己每次的消費了。如果，「我們穿戴的時尚，展現了我們的信念。」那麼，「鈔票」其實就是一種「投票」，用購買選出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種對待環境與人的態度；能夠影響社會的投票，也不是四年一次，而是時時刻刻發生著。　

為什麼我們不停止讀小說？

小說是一則故事，閱讀小說則是對一則故事的聆聽，你好像會有所獲得，事實上，它既不能飽足你的胃，也不能改善你的生活，對於你的健康也未必有實質上的幫助，那又為什麼人要讀小說呢？這樣一個毫無生產的活動為什麼還未自人類的活動中被演化史給淘汰呢？

我們是否該停止閱讀小說呢？小說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魔法，得以不斷地存在人類的生活裡？土耳其籍的作家Elif Shafak 用「圓圈」告訴你，為什麼就算毫無產值，你也不應該放棄閱讀小說。

外婆的玫瑰花刺與蘋果

Elif Shafak生於法國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因父母離異與母親回到土耳其的安卡拉（Ankara），和外婆一生活在一塊。相較於Elif的母親，Elif的祖母是一個用咖啡渣算命，沒受過多少教育、虔誠且迷信的傳統女性。有時會用阿拉伯文念出一長串的咒語，幫上門求助的人治療痘痘或是手上的疣。

看著祖母拿出和要消去的痘痘或是疣相同數量的玫瑰花刺扎上蘋果，並用黑墨水把花刺圈起來，一週後，病人一個個健健康康且心情愉悅的回來複診。雖然 Elif 不知該如何求證這個方法是否有任何根據或是醫療效力，但Elif很確定的明白了一件事情，如果你想消滅些什麼，就畫個圈把它圈起來，他就會在那堵厚厚的牆內自行枯萎毀滅，不管是痘痘、疣還是人的靈魂。

讀了小說我們會獲得什麼？

隨著母親成為一名外交官，Elif來到了一個新的城市，西班牙的馬德里，在這裡 Elif 很清楚的明白什麼叫做文化想像的「圈圈」。學校裡，Elif和許多其他國籍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來自土耳籍的她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便是「你們一天抽幾支菸」、「你幾歲開始要戴面紗」或是透過《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想像土耳其的政治。

或許這些同學毫無惡意，但他們所生長的文化環境並不認識土耳其這個遙遠的國家，於是他們透過同樣環境中的其他人或是許多概念式的印象來思考一個土耳其籍的女孩。

相似或同質的文化突然間變成一件可怕的事，與熟悉的人、習慣的方式思考，這些相同、類似的環境所形成的，只會是一面面映照自己臉孔的鏡子，在沒有任何的反抗與歧義的世界裡裡溫馴的過日子。這些文化習性所蓋起的高牆，就像圍繞在玫瑰花刺旁的「圓圈」，把相同的世界圍在一起，把不同的世界模式化的分類。時間一久，靈魂的活力便會和髒污或痘痘一同在圓圈裡消失不見。

所以Elif Shafak 寫小說也讀小說。透過小說，我們才可以在那堵相同文化環境裡所蓋起的那堵厚牆鑽出一個小小的孔隙，讓外面的空氣和風透進來。

折射生命的一面鏡子

幻想（所有的小說都是某種類型的幻想）是面鏡子，更確切的說，幻想是一面扭曲的鏡子，也是一面有所隱瞞的鏡子，並且以四十五度角面對現實世界，儘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面鏡子 
——尼爾蓋曼《煙與鏡》

小說是一面可以反射生命的鏡子，因為這樣，所以當我們閱讀小說的時候，我們便能看見更寬廣的世界，一個在我們既有文化圈裡所不能看見的世界。但小說最終並不是現實，他始終是一面現實折射現實的「鏡子」，它折射了一個我們所不熟悉的世界，並透過厚牆上的孔隙穿進來，但它卻從不等於真實。

撰稿：Ember

「 這個世界就是不讓我們變成一個女生！像個男人，不要跟女生一樣；成熟一點，別再像個女孩；堅強一點，不要像個娘們，要成為一個領導者就別像個弱女子！」這是伊芙．恩斯勒所看見的世界。

人們將女孩、女生視為脆弱、情緒化的象徵，有著太多無謂情感，優柔寡斷又茫然無助，社會強烈的在消滅著女生與女孩的一切。我們否定女生、壓抑情感……不論你是誰、你的性別是什麼，你都得強壯而堅定。

「世界安靜而極致的暴力，正毀滅著女孩與溫柔的自己。」伊芙．恩斯勒這樣說著。

女孩細胞，來自被遺忘的溫柔

伊芙．恩斯勒定義了一個新名詞，將人性中的情感與善良，化身為「女孩細胞」，因為細胞是構成人的基本單位，女孩細胞是每一個人的一部分，卻可能存在在男性和女性之中。她定義女孩細胞是慈悲又熱情的、是柔軟而強韌的、是敏銳又情感豐富的；她認為世界會想消滅女孩細胞，是因為成為一個女生，是件多麼有力量的事

但將那些慈愛與善良的性格單純化為「女孩」，似乎也為人性加上了框架，那種充滿豐富情緒、柔軟而開放的性格，是身為人最原始而純真的善與情感，就暫且將其稱為「溫柔」吧！那是種體貼、真誠、溫暖而強韌的溫柔。

伊芙．恩斯勒在演講中用勇敢的女孩來呈現溫柔，女孩們在她的口中，聽起來充滿了希望，但男性呢？比起女孩，男人其實也正被世界用強硬的手段，消滅著溫柔。

男人不可以哭、男人都該夢想征服世界、男子漢就得要勇敢、男人要勇於承擔責任、男人得是家的棟樑…。社會要求著所有的男性要積極而堅強的去面對世上所有的一切，就連男人們想逃避一下，躲回去當男孩，明明只是單純想看超爽的戰鬥與根本開外掛的惡魔果實，一句「我是要成為海X王的『男人』」又把你打回充滿強烈男權意識的世界。

男人並不是勝利者，是「強勢」的奴隸

男人掌握世界夠久了，但得權的，真的男性本身嗎？真正掌控一切的是「強勢」這個性格。它位在溫柔的對立面，溫柔是寧靜而沉默的，但強勢卻無法與溫柔並存。過去男人們運用強勢的力量，享有了世上眾多的權力與利益，它帶來的甜頭，使男人們放不下這些不應得的權利，又害怕人類會發現溫柔的力量，因此社會藉著教育與刻板印象告訴男孩們：你一定要強勢要強悍、我們要消滅軟弱的自己。

所有的男性，被迫成為了強勢的共犯與繼承者。那些刻板的要求像強暴般地在男孩身上留下傷痕，卻沒有人在乎，這些男孩們從來不想成為迫害的同夥。

到了近代的社會，女人們開始用各式的方式爭取自己的權力並反抗強權，最明顯的敵人，就是長久以來掌權、象徵強勢與權威的父權世界觀。

面對不斷崛起的女性力量，「強勢」雖然恐慌，但很快的世界上各個代表迫害的男性們，想到了一個辦法：「何不讓這些爭取女權的女人們，變成自己，一起用強勢的態度與取得的力量，消滅溫柔的人性」，不只女性，這樣的態度更擴散到所有性別（同志、跨性別等）的領域：

「溫柔」開始被更有效率的殲滅著，用著強迫他人接受、表現自己的強勢的手段，傷害著彼此，忘記溫柔的人性。

人，從沒忘記過溫柔

然而溫柔是人性中最純粹的情感，我們在虐待同類或弱者時，他的哭號帶來的往往不是爽快而是罪惡感，我們做的惡事，更時常是為了掩飾心中的懦弱－人，從來不曾忘記溫柔。

伊芙．恩斯勒在演講的最後疾呼著：「我是情感的創造物，我跟萬事萬物以及每個人都是相關連的，這些情感使我變的更好；我是情感，我是女生」但我認為這段話可以有更好的詮釋：

「我是情感的創造物，我可以是溫柔的，因為它是來自人性的善；我是情感，我是『人』」

撰稿：張昱傑

即便已入圍2016世界設計之都，在生活中我們仍常常聽到：「臺北好醜喔！」的抱怨聲。那麼，你是否也曾好奇，被我們罵了「好醜」的臺北，對別人而言，到底美在哪裡呢？

建築師張淑征，生於蕉風椰雨的馬來西亞，成長於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在水泥叢林的紐約求學，到五光十色的香港工作。看過許多美景的她，發現了臺北的特別。以下，我們將透過她的眼睛，告訴大家，臺北到底哪裡不一樣，以及，臺北到底美在哪裡。

建築，是城市活力的具現

張淑征曾說道：「我最討厭被問到的問題就是：臺北怎麼這麼醜？你最喜歡的建築是什麼？你最喜歡哪一位建築師？」其實，建築經驗無法用一棟建築、一位大師來概括。她喜歡的，是一種城市自己獨自產生，卻又反映人類慾望與生活的建築美學，是一種Urbanmatic（Urban + automatic）的活力迸發。

舉例而言，這棟位於西門町邊緣的建築，是她心目中最棒的建築之一。「整個立面都是用樓梯做成的，在今天根本不可能會有業主同意你做這個東西。」雖然不知道為何衍變成現在所見的模樣，然而這個建築本身的存在，便十分地不可思議。

此外，建築之間不經意的連結，也常令張淑征大為驚艷。像是下圖，廟宇、理髮廳、檳榔店三者相連；看似互不相關，但張淑征卻認為：廟宇是一種精神昇華、檳榔可以讓精神亢奮，而理髮則讓人容光煥發。這三者的結合，形成了一個終極的精神昇華中心（ultimate spiritual center）。「這種融合（programme mix）實在太厲害了！在外國，我們求神也得不到這樣的功能！」

而襄陽街，一條小小的街道，卻承載了股市的高低跌宕。「大財團的股東之戰，就在這條小街上發生。每年五、六月的時候，就會有大大小小的活動，充滿了能量。」一條街道上，各種故事發生著、各種情緒流動著，充滿了生命力，也因此而引人入勝。

建築，是城市活力的再現

除了引人入勝之外，建築的美，甚至可以啟發另一棟建築。

「這是一個五百公尺長的高速公路出口，整個街道變成一個建築的空間。」張淑征介紹道。也是因為這個出口，讓她開始在建築中融入「移動」（movement）的因素。如鐵道博物館的設計，就因此加入了光影，以光線的流轉、陰影的掩映表現出移動與速度。

除此之外，眾人不屑一顧的違章建築，在張淑征眼中，卻具有特殊的美感。這是一個自然裸露出的違章建築天際線，出於無心的生活反映，卻有鮮豔、醒目的色彩呈現。這種城市紋理的自然流露，也啟發了張淑征。在展演場地的設計上，便加入了天際線的元素，「呈現了亞洲這種不斷前進，不斷變化的有機體（organic system），也是臺北天際線的縮影。」

從上述的例證，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不是臺北不美，而是我們要尋找一個觀看的角度。畢竟，「複製其他地方的成功建築，無法成就一個創意城市。我們應該要認識自己的特別，擁抱自己的與眾不同，這樣，我們才能發現，並且重新定義屬於自己的美麗城市。」

撰稿：郭慧

photo credit:Daluan.com

那年，在路邊的魯冰花

還記得2009年的電影《孩子的天空》嗎？將鐘肇政的小說《魯冰花》重新編寫拍攝，調整了原先的劇情，使這部《新魯冰花》更貼近原作。

說起當年的《魯冰花》，電影與歌曲的轟動，讓它在視覺或聽覺上占了許多人一小塊的回憶。儘管故事上有些調整與修正，但「魯冰花」這個名稱早已和那清楚的歌聲連擊在一塊了，而當年因詮釋這首歌而紅遍台灣的曾淑勤，今天來到了TEDxTaipei的舞台。

從嘗試到常識

從花蓮的山裡來，喜歡唱歌的曾淑勤來到臺北唸書。因與朋友相約，參加了校園民歌大賽。第一回合她早早便敗興而歸，輸掉比賽，淘汰出局。雖然她所喜歡的歌唱，沒有讓她在比賽裡唱出成績，但她的聲音卻讓她遇上了歌手生涯裡的第一個貴人。

當時在點將唱片的姚謙，在賽後把許多歌手找來逐一試唱，出乎意料的，沒有勝出的曾淑勤意外竟成為點將唱片公司簽下的歌手，開始了她的歌手之路。

出入唱片公司、成為一個歌手、錄製唱片到參與宣傳，對以山為玩伴的曾淑勤來說，這些「常識」是陌生的。不懂得如何錄音的曾淑勤，在唱片公司的努力下，費盡力氣的出了第一張唱片，辛苦了她也累了唱片公司。唱片公司並沒有因為素人這個身份的懵懂而放棄，於是喜愛唱歌的曾淑琴沒有放棄，更加努力勇敢面對一個如此不熟悉的世界。學習做一個公眾人物。

學著跑宣傳、賣唱片然後化妝，這些原本她不很擅長的事，一件一件的因為歌手的身份的出現，闖入她的生活，她喜歡唱歌，於是她努力學會。把這些不屬於的經驗變成一件件的常識。

標籤是一種美好符號的可能

就這樣，或許懷抱了一點怯懦，但沒有逃走的曾淑琴慢慢的在唱歌這條路上不斷向前，成為別人口中的「城市民謠」歌手、「鄉村民謠」歌手或是台灣的「Joan Baez」。

面對這些貼上身來的標籤，曾淑勤只是笑笑說：「年輕的時候我也會想要抗拒這些標簽、分類，但長大一點就會開始覺得，或許這些標籤都是很好的挑戰，因為看著你的人幫你找到了一種努力的方向和前進的可能。」

或許年輕的時候，都會有一點不羈的抵抗，抗拒於遭到分類解讀時，那種自我主宰權力的喪失，但當你把這些標籤、符號變成了一個努力的目標，當你想著「自己是否能向著它努力看看」時，標籤將變得不再是一個限制，而是路程上的另外一個選擇，而這個選擇是外在的觀眾幫你發現的。

保持心的開放與嘗試

曾淑勤的際遇是很奇妙的，從錄製唱片到現場演唱、從歌唱跨足表演，或是從歌手變成主持人，每一段插曲都一個全新的行當，必須從頭摸索起。很不容易。

但正因為經歷的不同領域的學習，都讓曾淑勤學會了一種新的思考視角，不斷的重新審視自己身為「歌手」的身份，反省、彌補與檢討。就這樣，每一條岔出去的路，看似與歌唱未必緊密關聯，但都在每一次折返後，成為曾淑勤歌手身份的養分。

一路這樣走來，曾淑勤笑說自己憑的全是一身的好運，從他偶然成為歌手到經營歌手身份的過程裡，除了對唱歌的熱情，她什麼也沒有，沒有詳細的藍圖也沒有特別的追求。但願意打開機會去做更寬廣的嘗試，把可能那儘自己的生命經驗裡，加上一點對於完美的堅持，於是多樣的質地加上嚴格的品管，台灣鄉村民謠歌手這塊招牌走得如此響亮如此長久。

撰稿：Ember

我們是否常聽到沒人關心政治，或者不知道能改變什麼，甚至覺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居住在多倫多，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Dave Meslin要告訴我們，這些冷漠並不存在。人們心裡其實在乎，但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往往有過多障礙，阻止了我們參與社區事務。

Meslin首先舉出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多倫多新商業大樓申請區域重劃的報紙廣告中，我們得找到像螞蟻一般小的字，才知道如何參與討論；反過來說，如果是國際大公司Nike想要我們買鞋，不可能看到這樣的廣告。因此，政府真的期待我們參與討論嗎？還是一種刻意排除？

哪些外在負擔阻礙了我們的公共參與？

1.公共空間：這是一個表達言論自由的最佳場所，但現實生活中，卻被價格做出了階級上的區分，誰有錢、誰大聲便充斥著我們的空間，因此，有些重要但賺不了錢的重要訊息，我們卻永遠沒有辦法聽見他們的聲音。

2.媒體：許多人都知道在公共事務和促進政治改變的心態上，媒體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現在我們看到的媒體經常避開那些爭議性的話題，過分關心娛樂新聞和醜聞，這同樣是一種避免人參與的方式。

3.政黨：不幸地變成沒創意又沒想法的組織，他們只顧著反芻那些我們想聽的話，而不是提供有創意或勇敢的想法，人們聽得出來這些虛假的聲音，於是變得諷刺！慈善團體，同樣是改變的一大阻力，Meslin居住的加拿大，擁有慈善身分的團體不能支持特定組織和人物，因此在民間中最熱情和理解狀況的聲音，在選舉期間是完全靜默的。

4.被賦予改變期待的「英雄」：是的，我們從拯救大家的榜樣中，同樣獲得一些錯誤訊息。關於看待領導力，Meslin從電視電影中列舉出十名角色，他們有著「被選擇的」特性，因為有人要他們這麼做，同時，也沒有很多人跟隨他們。

這裏要表達的是，領導者並不完美，而進步或改變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並不會突然開始又結束。因此若我們需要教導小孩子：因為別人這麼說，所以你要成為領頭的改變者，那便遺漏了領導力最重要的一個特性；就是它是從內而生的，它有關跟隨你的夢想，無須他人邀請，然後與他人一起合作，實現美夢！

我們並不是要說這些外在的影響都是負面的，而是當我們覺察到政治或社會上，大眾的缺乏參與時，不能再單純歸咎於人心的冷漠的心理狀態，而是要開始辨認出這些阻礙，進而一起合作改變。如此一來任何的進步都是有可能的。

撰稿：林志洋

你可能已經聽過3D印表機好一陣子了，是否曾經納悶何時才能量產，被譽為下一次的工業革命何時將改變人類？3D列印的原理，是將二維印刷反覆地列印後，再層層堆積，建立一個三維物體。但目前，面臨到速度無法提升的限制，阻礙了3D列印的發展。

Discovery is seeing what everybody body else seen, and thinking nobody else has thought.（發明就是看見每個人都看的到東西，但卻想到沒人想得到的想法）
– Albert Szent-Gyorgyi

化學家Joseph DeSimone與他的夥伴從電影《魔鬼終結者2》中得到靈感，是否能夠像液態金屬機器人T-1000，讓一個物體從液態中成形，而不浪費任何時間！這項挑戰至今已有成果，Joseph所創立的Carbon3D最近獲得全球3D設計廠商Autodesk, Inc. 1000萬美元的投資，Joseph也在TED大會上分享帶來3D列印嶄新革命的新技術。

CLIP，也就是「連續液態介面印製法」，是他們團隊所使用的新技術，這項原理其實並不複雜，只在於如何控制「氧氣」與「光」。

光可以合成樹脂轉換成固體，氧氣則抑制這一點，因此能控制光和氧氣，就能控制製造過程，這項技術從根本上解決3D列印技術製造的三大問題：耗時長、機械特性與材料選擇，事實上，這項技術速度快了傳統的25-100倍。

CLIP技術如何帶來差異？

關於速度加快的秘密，在於CLIP容器底部的窗口是同時能透光透氧的，相較於傳統則是不透氣窗口，要形成下一層圖案，你必須將其分開，重新添加樹脂、重新定位，不斷地重複這個過程。Joseph甚至認為只要能改變介面，這項技術甚至能快1000倍！

另外，由於CLIP並沒有使用以往的積層製造，而是從液態面「生長」出來，這不會受限以往面對列印的角度而改變方向，現在則能夠得到光滑的分子表層。

顛覆產業的突破

成品是否能夠使用呢？Joseph在10分鐘內的演講製作了一顆網格結構球，甚至還具有更高彈性，這代表製造出的零件具有完整成品的屬性，更能高速度地製造，那將可能徹底改變製造業。以往製造業的數位線程，不包含大量製造，現在則可以聯繫起來。

我們舉些例子，未來你可能緊急需要一個支架，醫生不會只是從架子上拿一個標準尺寸的支架，而是立刻提供專門為你設計的支架，另外包括看牙科、工業製造渦輪葉片，甚至半導體業製作1000微米的技術，這些CLIP都能夠替你完成！待技術更加成熟，我們便真正開拓了3D製造產業，同時實現了軟硬體和分子科學之間的結合。

延伸閱讀：
《下一站，3D印未來！》
《3D印表機的7大成型技術，材質與固化方式你知道多少？》
《顛覆 3D 列印的連續液面生產（CLIP）技術，你們真的看懂了嗎？》

撰稿：林志洋

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走動，經歷見聞的某些人和事物曾令我感動、不安或憤懣。
—陳列《地上歲月》

如果我堅信紀錄片可以改變世界，那我該怎麼做呢？

導演楊力州大二那年，在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中，拿起了相機，在觀景窗裡凝望世界。

慢慢的，他開始拍起紀錄片，每一隻紀錄片，都像是他無聲發問並尋找答案的過程。

起初，他並沒有想太多，或許是出於走過社運的那段反骨，認真的對著生活中許多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發問。看著自己問道「為什麼男生要當兵？」、看著世界盃足球賽的風靡問道：「台灣有沒有一隻可以讓我們加油的足球隊呢？」，於是有了《奇蹟的夏天》。

而水蜜桃阿嬤的拍攝經驗讓他停下腳步，暫時停止了對問題的追逐。就在他發現拍攝廣告的重複動作中察覺，此刻在做的事情好像沒有辦法多改變世界一點點的時候，北極長征的記錄邀約敲了敲他的大門，他再一次拍起紀錄片。

在離天堂最近的地方，原來喝水、吃飯、睡覺或是排泄這些生活裡簡單而不可或缺的事情卻因險惡的環境裡變得那麼困難，沒有熱血漫畫裡那些激勵人心的片段，為了保有意志求生，只有無止盡的冷笑話汗低俗鬧劇，楊力州自己形容「氣溫多低笑點就有多低。」

北極路上不斷突破低點的搞笑讓楊力州發現了一件事情：「嚴肅的事不一定要嚴肅的說。」幽默會讓嚴肅的事情變得順口，我們可以把重要的事情說給更多的人聽。

拔一條河，河的對岸有令人懷念的故鄉

還記得《那年，雨不停國》裡的雨菁嗎？那個總在雨天帶著耳機的女孩，想念著逝去的父親與奶奶。片末，在百合花叢裡，男主角阿海告訴他，人死後會變成10的25次方的氮原子存在空氣中，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於是雨菁裝了滿滿一瓶的空氣，把父親和奶奶帶在身邊。

楊力州導演也來到了甲仙，聽說了甲仙拔河隊的故事。事隔三年，甲仙的橋呀、路啊都蓋起來了，但是在心上的大洞卻好像怎麼樣都還是沒能填平，但有一群孩子正在努力，他們正邁向全國大賽。

沿著這場拔河比賽，拉出了一個村子歷經風災重建的故事。在嚴重的災害之後，許多人傷心的離開了，留下來的人多半是走不了的人；在風災的陰影下，有一群很想要榮耀甲仙的孩子在條件匱乏的環境下晉級了全國大賽，一瞬間，搖醒了甲仙裡沮喪的大人，還不能放棄；就在許多甲仙人抬起頭面對生活的時候發現，除了孩子，還有一群外籍新娘不但留了下來，還努力的要讓甲仙的農業活過來。

如果繩子的另一端是孩子們想拉回甲仙的榮耀，那在這些外籍配偶拉的，就是文化的成見、社會的歧視與冷漠。

隨著楊力州導演的鏡頭，穿梭在台灣另許多的故事裡，有時候走向社會文化，有時候走向人文風景，比較確信的是，他的焦點始終走在台灣的土地上，並一路從自己的身上轉向許多在生活裡奮力划水人們。

紀錄片真的會改變世界嗎？

紀錄片真的有改變世界嗎？沒有人知道，但可以確信的是，楊力州導演的鏡頭一次又一次的貼向土地，一些真實的人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我們熟悉的生活場景被切開，然後嵌入了一些看似遙遠卻與你比鄰而居的風景，台灣的故事。

或許對於紀錄片裡的議題，你沒有任何可以著力的點也沒有任何改變的方法，但是你可以在你的生活裡懷抱溫暖，用行動擁抱你所關心的事情，然後勇敢的拒絕你不同意的。每當多出一個人願意和高牆下的雞蛋站在一起，世界便逐步邁向改變。

撰稿：Ember

光其實是一個比例，一個光時的比例。一個黑暗的範圍，一支蠟燭便是太陽。
——聶光炎

燈火通明的夜晚，黑夜如晝

苗栗縣政府因財政吃緊，一年花費約六十萬元燈亮10座景觀橋的政策，引起社群網站上的一陣討論，有人說留著好，那是苗栗的地標、是指引縣民回家的燈火。有人說不留好，預算吃緊不應該這樣花費公帑。

立場雙方各持己見，卻始終沒一個定論，但單就點燈與造景的關係，不禁令人想起了更早之前，一則以燈光設計師立場，來分析淡水河是否需要光雕做出的評論。

看著這些為了點燈而起的論辯，不禁令人好奇，人工照明是否真過了頭？是否真如科普著作《夜的盡頭》裡，波嘉德（Paul Bogard）教授所說的一般：「人工照明有其美感，但踰越的城市照明將傷害自然夜空，當天空變得愈來愈亮，表示天空被汙染了。」

每一個明亮如晝的夜晚，真的是愛迪生當年所期望的未來嗎？梵谷所說的那個生動、多彩多姿的夜晚是否不復存在？

對荷蘭的燈光設計師Rogier van der Heide來說，可不是這麼回事，站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劇場裡，他說：「所有的光明都是需要黑暗的。」

燈光設計師看橋梁光雕
 苗栗10座景觀橋要亮，還是要省電費？

我們需要黑暗正如我們需要光

從羅馬萬神殿到符合標準照明的辦公室，Heide簡單明快的說出一件事：「光亮的美好感受來自於相對應的黑暗，只有在黑暗的氛圍中，你才有機會認識光線的美麗。」

充足的光線或許會合乎照明的規定與要求，但充足的光線不會讓我們明白結構與光線的美，而且標準照明並非人類在使用建築物時的必要條件，像是提供綠能咨詢的白組織（White Group）那間知名辦公室。

藉由一面完全透明的巨大玻璃提供光源，整間辦公室裡並沒有任何的照明設備，你可以自己找一個地方工作，不管是光線直射的的位置還是光源外的暗角。而事實上，眼睛比你想像的更能在不同的光線亮度裡工作，不完全符合標準照明的室內空間，或許可以是種選擇，且有可能因著太陽光線的變化，為我們提供更生活裡的小樂趣。

於是，透過理查克利Richard Kelly ( 1910–1977 )，Heide提出了三種思考光的方式。

焦點光、環境光與裝飾光

焦點光（Focal Glow）是用以指示方位，確立要觀看的對象。

環境光（Ambient Luminescence）則是朦朧而模糊的，它給予整體環境一個比較低的亮度，景與景溶在一起，可以彼此隱匿、可以獲得安全。

最後是裝飾光（Play of Brilliant），小巧的點綴，像是蛋糕上的糖霜，為數不多，卻可以在視覺上製造出繽紛的效果。

開燈之前，你可以再想一想

這些燈光設計的原理看起來好像只有在劇場、展示空間才用得上，但其實他可以運用到生活裡光線對的思考，不管是像白組織（White Group）那樣追著光跑。或是像燈光設計師江佶洋，依著不同空間對在不同時間對光線的需要，安排居家格局。更或者，學習Rogier van der Heide對LED燈具的運用，依期特性減少光線散逸，減低亮度且造成多餘的照明，諸如此類。

光線不只可以為我們帶來視野，也可以為我們帶來美的感受，別再一昧地把開關打開，把空間點到全亮，多餘的光只會形成浪費，尤其是當這些光源不受控制的四散，把黑夜照得燈火通明，失去了黑暗，我們便再也看不清楚星星月亮，或是少了對夜空的神秘想像。

「光線創造氛圍、光線創造空間的感受，且光線是構造的表線。」
——勒柯比意（ Le Corbusier） 

撰稿：Ember

今年4月17日，在20年前震驚社會的RCA污染案一審判決出爐，由居民自救會得到勝訴判決，RCA（美國無線電公司）因違法排放未處理污水造成周遭居民和員工的高致癌率，須賠償部分受害者五億多元新台幣。

判決結果一下來，義務律師團雖然並不滿意過低的賠償金額，但仍肯定這是遲來的正義。「雖然判決金額對400多位的自救會成員來說偏低，但仍肯定法官作出突破侵權行為審判實務的見解。」律師團成員之一李秉宏這麼說。

李秉宏，台灣第一位盲人律師，對他來說，這件案子的意義非凡。這是他成為律師以來，第一件實際參與，且出庭辯護的案子。

盲人也能成為律師

對台灣人來說，盲人律師的概念可能不是這麼熟悉。但其實只要有適當輔具，盲人律師完全能夠克服先天的困難，發揮出與非失明者同樣優秀的能力。在國外，尤其是歐美，已經有超過千位執業的盲人律師。

李秉宏在出生時就喪失了大部分的視力，因此從小就讀的是啟聰學校。在選擇大學校系時，家人認為學習法律能夠保護自己不受欺負。雖然一開始對法律沒有特別的興趣，但從小就充滿好奇心的他，在接觸法律後，發現法律是門能夠解答許多「為什麼」的學問，經由法律，他能夠對這個世界有更深的理解，讀出興趣的他便以不錯的成績，從台北大學法律系畢業。

雖然他對法律充滿興趣，但艱困的現實擺在眼前，台灣對視障者提供的協助資源十分缺乏。且律師考試原本就有很高的難度，這會是一條十分難走的路。在他之前，也曾有幾個同為盲人的學長嘗試，最後都以失敗告終。但李秉宏最後認為讀了這四年，不試試看太可惜了，決定放手一搏。

開始準備律師國考後，他馬上遇到了參考資料不足的困難。

「法律系是這樣，有些寫書的老師就是典試委員，有沒有看他的東西就會差很多，但不是每一本書都是有聲書，就算你知道那個書要讀，很重要，但是就是沒得看。我後來蒐集了好幾家補習班名師的錄音帶，每天去聽。也感謝我母親也幫我錄了幾本有聲書。那時候花了很多時間去唸。那時候連走路通勤都在聽，現在想一想其實滿危險的。」

「讀書的時候，因為沒有辦法記筆記，只能一直重複聽，一次又一次，雖然這個方式會記得比人家慢，但你記住後會很牢固。而國考的要訣就是長期抗戰，比誰忘得少。」

在落榜兩次後，李秉宏終於成功通過考試，成為第一位考取律師執照的視障人士，甚至比平均考取時間更快考上，連他自己都有點驚訝。

進入法律扶助基金會

考過律師國考只是一個開始，在找尋律師事務所實習時，李秉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許多事務所在看到他是盲人後，連面談機會都不給他。

「如果是因為能力不夠，拒絕我，我都可以接受，但僅僅只是因為我是盲人，他們就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盲人就是不適合當律師，這樣的刻板印象讓我很沮喪，我空有想做事情的想法，卻無處施展手腳。」

還好，有其他律師聽到他的處境後，引薦他進入法律扶助基金會，主要處理民眾打電話進來詢問的法律問題，李秉宏開始沈浸在各種五花八門的民眾諮詢中。雖然有了份穩定的工作，也算是學有所用，但身為一個律師，他還是夢想穿上律師袍，在法庭裡伸張正義。

RCA工殤案的試煉

當時負責RCA案的律師正好是領他進入法扶的那位律師，他知道李秉宏想出庭的心聲後，便
邀請他加入義務律師團。能夠一償宿願，李秉宏當然是十分開心，但他知道隨之而來的責任和工作重擔才是考驗的開始。

「我知道我在辦案上有一些障礙。一開始一定會有不了解的地方，就先從簡單的事開始慢慢做，幫忙研究法律問題，開會開庭的時候，只要有空我就一定會去，因為我要透過每次的開會開庭，把這個案子愈弄越熟。」

「至於在研究辦案的時候，需要用到盲用電腦來解讀電子檔，這部分的工作就會交給我處理。其他像是查法律的實務見解，寫狀子，或是去設計開庭要問的問題。開庭的時候我不太會問問題，但會把電腦帶去法庭，做打字員，把兩邊講的話都打下來，開會的時候就可以提供出來。」

由於這件案子涉及的人數和規模都十分龐大，李秉宏對它也有很多的感觸。

「看到那些受害者，有些已經連話都說不清楚，卻還是堅持要出庭作證，他們不是為了自己，更多的是為了那些還沒討回正義，就已經去世的其他受害者。看到他們這麼努力，我們律師的心理也充滿一定要幫他們討回公道的勇氣。」

「看著那些受害者，有時候我會想，我和他們比起來，到底誰比較幸福？我雖然天生就看不到，但他們也被環境污染所害，失去了身體的健康。後來我想通了，沒有誰比較幸福，而我們能夠互相給予對方沒有的，互相幫忙，這樣就夠了。」

推動台灣的盲人人權

現在，除了繼續準備RCA案下一次的上訴外，李秉宏還有什麼規劃呢？

首先，他希望能夠繼續累積法律實務的經驗，未來開一間屬於自己的事務所，另外就是，能夠推進台灣對身障人士人權的觀念。

「現在台灣對身障人士還是有或多或少的歧視存在，大家對我們都會有先入為主的印象，覺得你在身體上和我們不一樣，就一定做不到什麼事，但那完全是錯誤的想法。我的期待是，未來，盲人可以投入更多現在沒有盲人在做的行業，不要因為社會眼光，而限制了自己。」

秉宏將會在TEDxTaipeiWomen中，分享他一路走來的心得，和對正義vs代價的想法，歡迎大家一起來看。

撰稿：Ivan Weng

你知道平常我們看到的TED影片的中文字幕是哪來的嗎？在TED的Open Translation Project中，有些人精通數種語言，多虧了他們辛苦的翻譯，我們才能輕鬆自在的收看這麼多精彩的TED影片。

人們總說，小孩是學習語言最好的時期，但這不代表成人們就該放棄學習。這些辛苦的翻譯者大多也是經過後天學習，才能掌握另外一門外語。今天，他們要分享七個學習外文的基本策略：

1、選擇一個簡單的目標開始：認清事實！從一個可以達到的目標開始，才不致於使我們亂了腳步。德國譯者Judith Matz建議：「選擇50個該語言的單字，並將他利用在與人的對話上，再逐漸的以文法配合。」

2、讓學習語言成為改變生活的一種方式：Elisabeth Buffard在她教學英文的27年經驗中，發現成功的學生是有一致性的。找一個使用語言的習慣，不論你當下的心情是疲勞的、生氣甚至戀愛的，都會去做它！

3、讓語言住進你的生活中：當我們頻繁的將外語帶入日常生活中，大腦就會開始認為它是有用的，並值得去留意這項技巧。「利用每一個機會接觸到新的語言」俄羅斯譯者Olga Dmitrochenkova說道。將家裡所有日常用品貼上新語言的標籤、閱讀童書，或者觀看TED時，選擇你所學習的字幕，只要將他帶進日常，任何方法都是好方法！

4、利用科技助你一臂之力：你是否也有把手機語言改成英文或日文的經驗過？Olga Dmitrochenkova也提供了這個點子來做為學習外語的方法之一，同樣的，你還可以更改你的瀏覽器語言。或者你可以尋找線上學習的機會，荷蘭譯者Els De Keyser推薦了Duolinguo以及Anki，前者利用遊戲化的方式幫助我們學習文法，後者則是利用圖卡記憶單字。

5、思考學習語言是獲得新體驗的途徑：許多的TED譯者，都提供這項建議，利用生活經驗替增加新語言使用機會，這是打開你對該國文化的好奇心，如同克羅埃西亞譯者Ivan Stamenković在他五年級時發現自己會說英文了，因為他以無字幕來看卡通頻道！許多人現在看電影、影集時也會選擇關掉字幕，也許下次你也可以試試！

6、交新朋友：與人互動是學習外語重要的關鍵，當你與人交談時，需要直覺的表達自己的想法，而非對話前在心裡翻譯每個句子。你可以找個說母語的人語言交換，若身旁所處的環境可無法讓我們可以隨時跟母語人士練習，也可以找同時在學習新語言的朋友。

7、不要擔心會出錯：這是大部分人學習外語的一大障礙，但事實上當你如此跟母語人士溝通時，他們會欣賞你有天分、勇氣說出，而更願意去幫助你。或者你與相同能力的人對話時會緊張，可以試著找剛學習不久的交談，德國譯者Judith Matz發現當他與學習義大利語的初學者交談時，他們是相同程度的，但他也因此更無畏懼、更加熱情。最後，你必須有耐心，當練習的越多，我們自然會越加流利，前提是我們必須踏出第一步。

《本文原出處：How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7 secrets from TED Translators》

撰稿：林志洋

你聽過《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嗎？綜觀去年全球出版界，最受矚目、銷售亮眼，又引起廣大爭論與迴響者，莫過於湯瑪斯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了！這本書之所以能造成轟動，除了內容與行銷手法外，也與近年全球貧富不均的時代氛圍大有關係。面對懸殊的貧富差距、停滯的階級流動，大家不禁問道：「為什麼我們會走到這一步？這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嗎？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我們又要如何打破僵局？」

面對這些問題，PChome董事長詹宏志認為，這與世代間財富累積的速度息息相關。「現在的三、四、五年級生所擁有的一切，多半都是白手起家、公平奮鬥的結果。但是，當財富增加的速度大過於薪資增加的速度，這個世界的不公平就嚴重起來了。從前的清白奮鬥者，就成了今天的攔路鬼。」

也因此，詹宏志認為，當這些人喊著：「你們這些不耐操的年輕人」、「我們年輕的時候比你們更苦。」、「別再鬧了，再鬧下去22K就變成15K了。」等話時，其實忽略了在時代轉變下「自己站的位置天生形成的後果」。而這種後果，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蓋特納所言：「貧富不均的上升，還有不同世代感到階層流動與機會的削減，是極其損傷之事。」

那麼，該如何「重新尋回一種能力，提出較有效的政策，讓今天步出校門的一般人能夠更有機會」呢？詹宏志認為，「破壞穩定」便是關鍵。

用「破壞性創新」打破穩定僵局

「從前，我們輸出貧窮，輸入機會。到了現在，我們輸出機會，輸入貧窮。但輸入貧窮的同時，我們也抑制了本地的工資，這也就是許多年來基本薪資不太能上升的原因。」而錢滾錢的速度遠大於天天加班的攢錢方式，於是財富世襲了；但是有錢人又推高了房價、物價，所以現在的窮人更窮了。這種不斷的惡性循環，就造成了財富不均的結果。

也因此，「我們應該盡量破壞這種穩定性結構，因為穩定性結構就是世襲的原因。」詹宏志說道。

「我們應該在政策上離開成熟產業，不斷鼓勵新產業；並減少特許行業與資本資格限制。因為這是最容易產生世襲效果的行業。」用破壞性創新的方式打破現在的僵局。畢竟，「支持破壞性創新就是強迫舊勢力尋找新能力。」新能力能有表現的空間，不只提供了年輕人新機會，更可以為國家，甚至世界造成新的轉變。

穩定，不見得是好事，畢竟，穩定的同時也失去了改變的機會。當全球發展走入僵局時，與其尋求穩定，不如尋求「破壞性創新」。雖是破壞，卻可能因創新而打破僵局，讓不同的世代，能夠創造不同的時代。

撰稿：郭慧